中国动画的回顾（一）
现在中国民族风格的美术电影已受到国内外观众的重视和赞赏。至1986年止，有29部影片在国内获奖37次，31部影片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46次，国外舆论界赞扬中国美术"已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认为它的艺术风格已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中国美术电影始于二十年代初，"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在上海拍摄了中国最早一批动画片。《大闹画室》（1926年，10分钟）描写了在画室里有一个纸人和主人制服纸人的故事。长片《铁扇公主》（1041年，90分钟）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就连日本著名的动画家手冢治虫，也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才走上动画之路的。万氏兄弟为了让《铁扇公主》中的火焰山放出红光，在电影放映时手持红色玻璃纸挡住镜头，使原本黑白的电影有了色彩。由于战争和无人投资，美术电影于1942年后中断了。四十年代初，钱家骏等在重庆拍摄动画片《农家乐》，但也未获发展。
在解放前我国的连环漫画很活跃，像30年代张光宇的《西行漫画》，叶浅予的《王先生》，《小陈留京外史》，40年代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说，连环漫画再跨出一步就是漫画，连环漫画的发展为今后美术电影的兴起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美术电影于1947年开始摄制，在东北解放区兴山镇先后产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翁中捉鳖》。人民艺术家陈波儿和日本动画专家方明（持永只仁）等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他们在人员不足，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完成摄制工作，但难得可贵，为新中国的美术电影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五十年代前期（1950－1956）由于艺术人才和技人才的增加，拍摄出一批优秀的影片。如动画片《好朋友》、《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骄傲的将军》（1956年特伟导演）、木偶片《机智的山羊》、《神笔》（1955年，勒夕导演）等。尤其是《骄傲的将军》和《神笔》，在探索民族风格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实验，在技术方面也有可喜的成就。1953年拍摄了第一部木偶片《小小英雄》，1954年完成的木偶片《小梅的梦》，是首次采用真人和木偶合成的技术，1955年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也获得成功。此外，木偶片《东郭先生》（1955年，虞哲光等导演）、《小鲤鱼跳龙门》（1958年，何玉门导演）、《钓雨》等都获得了成功。从此，美术片进入了彩色片时期。
十年动乱前期（1957－1966年）是美术电影的鼎盛时期，百花齐放，形式多样，美术片的艺术特点得到充分发挥，民族风格更为成熟和完善，拍出了一批至今仍是中国美术电影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品。1958年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剪纸片，第一部作品《猪八戒吃西瓜》一举成功。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受到好评，开辟了发展剪纸片艺术的新路。1960年创造了水墨动画片，把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电影相结合，形成了最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小蝌蚪找妈妈》（1960，集体导演，采用齐白石的国画造型）和《牧笛》（1963年，特伟导演，李可染，方济众造型）这两部影片因此获得集大成功。它们以优美的画面和诗的意境，使动画艺术进入更高的审美境界，令人耳目一新，是动画史上的一个创举，它的成就在国内外引人瞩目。（LSMH 整理）
中国动画的回顾（二）
1960年至1964年拍摄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上下集，万籁鸣导演，张光宇造型），是这一时期重大作品之一。把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故事，形象的再现于电影银幕，有丰富的想象力，无论从艺术上或技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型木偶片《孔雀公主》，以生动的情节，恢宏的场景，表现了中国傣族地区的美丽神话，影片的精湛技巧，标志着木偶片艺术的成熟。剪纸片《金色的海螺》（1963年 万古蟾，钱运达导演）是这一时期剪纸片中最出色的作品。它发挥了镂刻艺术的特色，是这一古老的民间传统表达的绚丽多彩。《黄金梦》是一部漫画风格的动画片，以粗旷的线条和夸张的形象讽刺了一群贪得无厌的富豪，这又是一种新的形式。此外《谁唱的最好》，《济公斗蟀》，《大奖章》，《人参娃娃》（1961年，万古蟾导演），《没头闹与不高兴》，《等明天》（黄永玉造型），《冰上遇险》没《红军桥》，《半夜鸡叫》（1964年尤磊导演），《草原英雄小姐妹》等，都是这一时期设置的一批优秀影片。1960年，拍摄的《聪明的鸭子》是新生的折纸片，这种充满儿童情趣的纸偶艺术，又成为美术电影家族中新的一员。
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年而摄制的《哪吒闹海》（王树枕，严定宪，徐景达导演，张仃造型），是一部宽银幕动画长片，这部被誉为"色彩鲜艳，风格雅致，想象丰富"的作品，在国外身受欢迎。它以浓重壮美的表现形式再一次焕发出民族风格的光彩。木偶片《阿凡提的故事》（1979年，勒夕导演）也是一部出色的影片，造型夸张，语言幽默，生动地刻划了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发展为多集系列片。动画片《三个和尚》（1980年，阿达导演，韩羽造型）是一部精彩的作品，篇幅虽短，但寓意深刻，它既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吸收了外国现代的表现手法，是发展民族风格的一次新的尝试。动画片《雪孩子》（林文萧导演）体现出一种高尚的精神；水墨动画《鹿铃》（1982年，唐澄，邬强导演）抒发了友爱之情。这一时期的剪纸艺术在美术形式上丰富多彩。《南郭先生》表现了汉代的艺术风格，格调古雅。《猴子捞月》（周克勤导演）使剪纸造型产生质感，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利用这种形式，又拍摄了水墨画风格的剪纸片《蚌相争》（1983年，胡进庆导演），形式优美，内容诙谐，动作细腻生动，丰富了剪纸片的艺术风格。《火童》把装饰性造型和民族艺术熔于一炉，风格奇丽新颖。同一时期的影片中，还有《金猴降妖》（1980年，特伟，严定宪，林文萧导演），《山水情》《两只孔雀》（蒋铁峰造型），《画廊一夜》《狐狸打猎人》，《好猫咪咪》，《愚人买鞋》，《黑公鸡》，《小鸭呷呷》《人参果》，《淘气的金丝猴》，《假如我是武松》，《蝴蝶泉》，《天书奇谭》，《兔送信》，《三十六个字》，《西岳奇童》（上）《黑猫警长》（第一部电视系列片，戴铁郎导演）等，都是优秀的作品。电视节目的片头也开始使用动画技术，蒋采凡的《为你服务》的栏目片头制作，多少年后还仍人记忆犹新。
随着体制的改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84年10月调整领导班子导演严定宪任厂长，特伟任顾问。美术片创作随着改革的步伐继续前进，两三年中完成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如《夹子救鹿》，淡雅而抒情，具有敦煌画的古朴风格。剪纸片《草人》是模拟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摄制而成，别具一格。动画片《女娲补天》用简练概括的形象表现了人们想象中的上古时代，艺术形式有所创新。此外，《抢枕头》、《海力布》、《水鹿》、《大扫除》、《网》、《偷东西的驴》、《巫婆、鳄鱼和小姑娘》等都各有特色。近年来，创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美术系列片上。如《葫芦兄弟》（胡进庆导演）、《邋遢大王奇遇记》、《奇异的蒙古马》、《擒魔传》是一部木偶片，把舞台木偶艺术与电影手法结合起来，展现了《封神演义》故事的浩大场面等等。
90年代初，CG技术开始引进中国，《熊猫盼盼》、《新闻联播》都是最早的电脑三维动画片头，《相似》是第一部电脑参与的科普动画片。片头《东方时空序曲》、《唐山大地震20年祭》、《99环球》、《中央3套宣传片》等是近年来电脑三维动画片头的力作。二维电视节目的片头《为你服务》、电视动画公益广告《我想有个家》、动画MTV《健康歌》等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网络动画目前已在我国青少年中拥有大量的爱好者，老蒋、小小等Flash创作人员脱颖而出。台湾的动画家像黄木村也来北京发展。
全国动画片的年产量从1996年的3000分钟至2000年达到13000分钟增长了4倍多。剧场片《宝莲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票房超过2500万人民币，电视动画连续剧《西游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海尔兄弟》等广受欢迎，科普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片长闯吉尼斯记录，全三维电脑动画片《小虎班班》也已投入市场，运用动作捕捉系统来制作三维动画现在也有了初步的尝试，如《三岔口》等。动画单位从1996年的50余家，到2000年增加到230余家，从业人员也从1996年的3000余人到2000年发展到8000余人。这5年的发展速度是中国动画世上前所未有。但是从我们动画业总体套规模和实力来说，在世界上仍出于较低的水平，远不能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发展国产动画片不仅是文化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宏扬民族文化，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LSMH 整理）
盛衰荣枯的中国连环画
连环画乃中国传统艺术之一，自光绪十年（1884）《点石斋画报》刊载关于朝鲜东学党事变的连环画起，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年来，连环画以其通俗化、大众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成为民众主要的精神食粮。然而，近二十年来，充满色情、暴力的日韩卡通漫画涌进中国，对连环画造成巨大冲击，使其日渐式微，已然成了时下的一种收藏品。本版从即日起，以专文对这一传统艺术作系统梳理，以期引进人们的关注。
一
中国人的连环画传统可谓久矣。宋人小说便有上图下文者，称“出相”；明清小说中有只绘书中人物者，称“绣像”，有画每回故事者，称“全图”，也谓之回回图。传播甚广的《廿四孝图》，一文一图，以图济文之穷，以文点图之睛。但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连环画。
光绪十年（1884），《点石斋画报》刊载关于朝鲜东学党事变的连环画10幅，绘记事变发生之始末。此时连环画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但早期的新闻画报却为其孕育培养了一批高水准的画师，中国近代连环画先驱，无一不是出自画报报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文益书局出版了连环画《三国志》，全书二百余幅画面，这是近代石印连环画的第一部。1918年，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了京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在市民中引起关注，于是书商们从抢新闻转而抢京戏题材，连环画开始描摹舞台上的故事。这类连环画较之以新闻为内容的画幅，题材更通俗，连续性更强，但其画面人物依然保持着舞台上的扮相，花脸、髯口、旗靠、蟒袍，均是依样画葫芦。之后，其内容又扩展到了章回小说，1920年，刘伯章将《薛仁贵征东》改绘成了连环画《跨海东征》，全书20集，每集30幅，用有光纸石印，64开本，出版者为上海有文书局。
此时连环画的发展虽有了一定的规模与影响，但尚没有统一的称呼，有谓图画书者，有叫公仔书、菩萨书、伢伢书者，北方人则多称之为“小人书”。1927年3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陈丹旭的《连环图画三国志》。在此后的几年里，书局又系统出版了《连环图画水浒》、《连环图画岳传》、《连环图画西游记》、《连环图画封神榜》等作品。世界书局是大书局，能介入到“小书”的出版领域，自然是件引人注目的事，且所绘连环画玲珑纷华、精致考究，其影响是诸多小书商不可及的，所以冠之于书名上的“连环图画”很快成了“小人书”的学名，其他“小书”竞相仿效之。之后人们省略了“连环图画”中的“图”，简称为通常所说的连环画。
《连环图画三国志》等等的编绘形式这时依然是上文下图式的，文字约90字左右，占版面的四分之一，另还要在画面的空隙处用一句话概括所绘大要。1929年，上海开映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后，连环画作者才模仿电影，普遍在画面上用人口“冒气”，并在其中添加人物对白，时称“口白”。这种形式从此替代了上文下图的连环画旧模样。
社会的需求刺激着连环画的发展。连环画的读者多为少年儿童及没有多少文化的下层劳工，他们仅能靠租书的方式阅读之，当时许多人是把买早点的钱省下来看小书的。茅盾1932年在《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形容上海的这类租书摊之多为“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1928年之后，连环画的编绘水平迅速提高，此时除上海外的国内其他城市及东南亚的发行网业已形成，连环画的发行量一般能达到每种两千册左右，而此前只有几百本。1932年前后，上海出版连环画的大小书局已达30余家，占到了书局总数的一半。
为提高绘制效率，同月份牌画的绘制一样，连环画家中也有了大致的分工，有专绘人物者，有善添背景者。同时还涌现出了一批丹青大家，如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钱笑呆、陈光镒等等，这些大家风格迥异，绘画题材各有偏重，绘画手法上更有工笔白描、泰西素描之别，所以自然也就出现了门宗派别之分，到后来漫画家、版画家们涉笔成趣也相继厕身连环画大军。商业背景下的绘画竞争同样使连环画的质量不断提升，不过今天的人们，甚至是专业人士也很少知道这批大家的名字了。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张光宇、丁聪等等的大画家在30年代时都曾从事过连环画的绘制。
与此同时，来自解放区的新型“革命连环画”也于40年代形成，著名者有莫朴、吕蒙、程亚君合作的《铁佛寺》、任迁乔的《翻身》、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马达的《陶端予》、邵宇的《土地》、蔡若虹的《苦从何来》、古元的《独胆英雄》、陈兴华的《智勇双全》、米谷的《少年毛泽东》、《小二黑结婚》等。解放区连环画广泛的群众性、鲜明的政治性为解放后的连环画创作理出了清晰脉络。
二
解放后到“文革”前的一段时期内，连环画的出版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期。1950年，国家在文化部艺术局成立了以出版连环画、年画等美术普及读物为主的大众图画出版社。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大众”并入其中），同年6月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连环画刊物——《连环画报》。1953年该社成立了连环画册编辑室，专门从事连环画的编辑出版工作。1952年，上海成立的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专门设立了连环画编辑室，以此同时，上海又将190家私营出版社整顿合并，成立了新美术出版社，专门从事连环画出版。1955年，新美术并入上海人美，成为全国最大的连环画编创出版部门，当时的东北画报社、河北大众美术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社也以出版连环画为主要任务。1951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册1840种，总印数为1945万册；至1957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2200种，总印数达1.06亿册。1951年至1956年全国的累计出版过万种，印数达2.6亿册。为鼓励创作，1963年文化部与中国美协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53部作品获绘画奖。1957年，大批连环画作者被错划“右派”之后，并受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连环画出版品种大大收缩，1960年人美社的初版只有两种，是年，《连环画报》停刊。除一些解放前便已成名的画家继续从事其创作外，大批毕业于专业美术院校的学生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来。期间，形式上除传统白描、西洋素描外，水彩、水粉、水墨、摄影等手法也得以娴熟运用，而创作题材上更是显多样化趋势，中外文学名著及戏剧电影、童话神话、科幻科普故事此时均进入了画家们的视野。
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更是以往连环画创作所不及的。结合形势，画家们创作的大批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宣传鼓励、号召倡导的功用，如1952年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同志》、《葡萄熟了的时候》；1953年的《斗争得来的美满婚姻》、《婚姻法解放了杜二妮》、《她们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人民代表游苏联》；1954年的《童工》、《不能走那条路》、《让犁》；1955年的《白杨树下》、《永远活着的人》、《萧阿篮打海匪》；1956年的《初春时节》；1957年的《十五贯》、《旷野的春天》、《两社之间》、《好邻居》、《女管库员之死》；1958年的《一杆秤》；1959年的《打响第一枪》、《钢铁战线上的英雄汉》、《乡村女教师》、《党的好女儿向秀丽》、《新式结婚》；1960年的《一颗铜钮扣》、《枣木扁担》、《跟随毛主席长征》、《刘文学》、《养猪好处多》、《三个炊事员》；1961年的《元元爱劳动》、《空军英雄杜凤瑞》、《巧渡恩阳河》；1962年的《朝阳沟》、《深厚友谊》、《山乡巨变》、《堵决口》、《红鹰展翅》；1963年的《胆剑篇》、《栽树苗》、《冬梅》、《春笋》；1964年的《红心》、《李双双》、《两个队长》、《夺印》；1965年的《沙家浜》、《红岩》、《白毛女》等等。
由于是应急之作，从编绘质量来看，这批作品的质量并不太高，为后人认可的并不多。而此时引人注目的作品仍是那些老画家创作的从容之作，如刘继卣的《东郭先生》、《大闹天宫》、《武松打虎》、《鸡毛信》、《穷棒子扭转乾坤》；华三川的《白毛女》、《青年近卫军》、《王孝和》、《永不消逝的电波》、《刘胡兰的小故事》；王弘力的《十五贯》、《天仙配》；刘旦宅的《李时珍》、《屈原》、《木兰从军》、《破釜沉舟》；程十发的《画皮》、《胆剑篇》、《孔乙己》、《列宁的故事》；戴敦邦的《红楼梦故事》、《陈胜吴广》；王亦秋的《杨门女将》、《兰亭传奇》；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英雄小八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黎明的河边》、《红岩》；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王叔晖的《西厢记》、《杨门女将》、《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孟姜女》、《红楼梦》等。
刘继卣、刘旦宅、程十发、戴敦邦、王叔晖都是著名的国画家，连环画只是其画余之作。刘继卣以画狮虎猿犬见长，画风沉稳雄浑、坚实遒劲，其作品《鸡毛信》于1955年获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儿童作品一等奖，《武松打虎》获1956年世界联欢节美术奖，《穷棒子扭转乾坤》、《东郭先生》于首届连环画评奖中分获一、二等奖。王叔晖以工笔人物见长，其《西厢记》对古代闺阁小姐清雅娴淑、雍容秀丽气质的把握十分的到位，因而在首届连环画评奖中获一等奖，后还被制作成邮票、明信片广为传布。而顾炳鑫、贺友直均是具有五十余年连环画创作的艺术家，作品均在百部以上，他们的的作品细腻入微、工整流畅，运用传统白描的全部手法于小幅之间展经纶显神通，可谓篇篇上乘，幅幅精致。目前这类作品都已成了连环画收藏者追逐的目标。
这一时期还发展出了一种叫做年画连环画的品种来，即以年画的形式印刷，并供张贴之用，但内容都取自连环画，经过有序组合后成为一组叙事完整的画面，兼具连环画的故事性、连续性和年画的渲染性、吉庆性，深受群众喜爱。其多为四条屏、八条屏，也有十二条屏者，如贺友直的《李双双》、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
三
“文革”开始后的几年里，连环画的创作与出版同其他出版一样，进入了停滞阶段。1966年至1970年的5年间，只有几许出版，如1966年的《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王杰》、《挺进报》，1969年《金训华》，1971年的《消息树》等。至1972年后，连环画的出版有所恢复，1973年10月，《连环画报》复刊。1972年出版有《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黄继光》、《阿福》；1973年有《智捕大鲟鱼》、《闪闪的红星》、《支农线上》、《渔岛怒潮》；1974年有《无产阶级的歌》、《青春火花》、《朝霞》、《小刀会》、《祝福》；1975年有《水牢仇》、《小骑手》、《夜航》、《怒捣大成殿》；1976年有《矿山新歌》、《商鞅变法》、《西门豹除巫》、《鱼鹰初试》等著名者。这一时期连环画的特色是：品种不多，但印数却不少，往往一个品种推出后各地竞相租型，反复加印，印数动辄三四十万册。目前这部分连环画因其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时代烙印而成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成为收藏者角逐的热点。
“文革”之后，连环画出版呈多样化趋向，但这一变化是逐步的、阶梯式的。1977年的名品有《劳动创造了人》、《女英雄刘胡兰》、《洪河岸边》、《唐赛儿》等，还是一副老面孔，惯性使然也，至1978年后，这一变化渐现，对中外文学名著及电影电视的改编大量出炉，除原创外，尚有老牌新印。是年出版的著名者有《铁道游击队》、《热爱生命》、《李时珍》、《江姐》、《李自成》；1979年有《伤逝》、《药》、《郑成功收复台湾》、《逼上梁山》、《万里送礼》；1980年有《白光》、《牛虻》、《十二品正官》、《为奴隶的母亲》；1981年有《流浪者》、《第二次握手》、《逼上梁山》、《说岳全传》；1982年有《李尔王》、《神秘的大佛》、《哪吒闹海》、《唐伯虎》；1983年有《聊斋故事》、《鹰拳》；1984年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血写的爱情》、《马半仙》；1985年有《十二寡妇征西》等。开本则由单一的64开向大开本发展，印制由黑白向彩色发展。1980年，贺友直的《白光》便是以24开本形式出版的，大开本中的著名者还有《人到中年》、《春蚕》、《杜甫》、《蔡文姬》等。1977年至1980年，全国共计出版连环画3000余种，总印数达10亿册。
四
1983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共计2100种、6.3亿多册，达到了全国年出书总数的四分之一，连环画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形式。1980年8月，全国性的连环画理论丛刊——《连环画论》创刊。1981年1月，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77件作品获绘画奖。1980年代后期，在广大青少年阅读兴趣转移后，在已形成产业化的日韩及港台漫画业的冲击下，连环画市场逐渐被所谓的卡通画所取代，繁荣了一个世纪的连环画出版也已进入了尾声。
为适应形势，河北美术出版社以中国文学及社科名著为脚本，聘请国内新锐卡通画家进行再创新演绎，于2003年上半年推出了卡通漫画精品图书，这一系列有“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等几大部分70余册，号称首开内地卡通漫画图书大规模市场运作之先河。在2003年8月2日至17日举办的“2003年上海国际城市动漫展”上，国内只有该社以出版社的名义参展。而其他出版社因目前还没有什么成型的原创产品，所以没有参展。本土动漫出版的不成熟不仅仅是一个让读者无奈的事情，也是一个让出版界无奈的事情。
今天，连环画这门大众通俗文化形式的发展不过百年便已式微了，“小人书”时下也成了一大收藏门类，看来它真的衰老了，过时了，世界的变化真的太快了。大众通俗文化是很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年画在一夜间消失殆尽，挂历也只是昙花一现。电影院曾遍布每座城市，如今人们关注的电影已不在影院中。通俗的东西只有在零落凋敝之时才会成为高雅，年画成了博物馆的典藏，地方戏无一例外地受到财政的补贴，角儿们更是张口闭口“艺术”“艺术”，小人书不再出版时，连环画家们以非连环画的流通形态发表的连环画作品越发的张狂矜夸、怪诞诡谲、不知所云，这不能全怪责他们，他们如若还像连环画成长期的那番画家能拥有那么多的读者和那么高的知名度，出版商口袋里揣着准备预支的丰渥稿酬每天追在屁股后边面带媚态地催捉着稿子，他们肯定是不会这样的。这其中似乎隐藏着一个悖理。
为收藏所需，有些出版社陆续翻版了一些连环画精品，如华三川的《智取大盖山》和《白毛女》、罗兴的《战火中的青春》、钱笑呆的《圣手苏六郎》、罗盘的《战上海》和《草上飞》、顾炳鑫的《红灯记》、戴敦邦的《红楼梦》、李耕的《木兰辞》等，一批所谓的木函宣纸本连环画豪华装也推了出来，如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震耀的《骆驼祥子》、颜梅华的《白蛇传》、陈丹旭的《连环图画三国志》、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及《现代戏剧连环画》等。（来源：南方网综合 作者：介子平 LSMH 整理）
“文革”十年的连环画
品种少印数多的“文革”连环画
“文革”开始后，17年的连环画出版被冠之久以“封资修、洋名古”而受到冲击。大批优秀的连环画读物被当成“毒草”而付之一炬，许多画家、编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的帽子，被勒令审查批判、下放改造。在一个题为《封、资、修连环画批判》（见《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第9集）专集的前言中，写有这样的文字：“连环画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尤其对广大青少年有着密切的联系。17年来，窃踞了美术界、出版界大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抹杀阶级斗争，抹杀文艺特性、鼓吹全民文艺；打着系统性、知识性、稳定性的修正主义旗号，利用他们所霸占的连环画阵地，大肆放毒，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大造舆论。特别使人感到愤怒的是，周扬等人在1962年还刁难和阻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毛泽东著作的印刷发行，并同时拨下1.5万令纸，大印宣扬封建思想的《三国演义》，印数高达2700万册。造反派们严厉地批判了那些出版社的领导实行的三名三高的组稿路线，并指出他们打着争夺海外市场和争夺外汇的口号，将《五虎平西》、《封神榜》、《大人国》、《小人国》等封资修的毒草，输往香港及印度等地，严重地毒害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外国的劳动人民。其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广，真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此时，连环画与其他出版活动一样，也陷入了停滞状态。
从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间，全国少有连环画作品问世，为此，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召见当时出版部门负责人开会时指示：尽快恢复连环画的编创工作，以解决下一代没有精神食量的问题。4月12日，在接见部分出版界人士时又强调了这一观点。但由于文艺政策的禁锢，开始时其内容上“跟风”，形式上模仿，皆是配合形势的应景之作，有的甚至成了帮腔的“阴谋文艺”。“跟风”的内容以移植样板戏为先导，继而是宣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事迹，随之又相继配合了批林批孔、知青下乡、五七道路、评法批儒批宋江等形势的需要。形式上的模仿则与其它美术作品一样，存在着说教及概念化的倾向。从1971年下半年起，开始有少量连环画作品问世。“文革”十年，共有1500种连环画出版，总印数7亿多册。各地出版社都有作品问世，其中黑龙江最多，达354种、上海200余种。
1973年，《连环画报》复刊。其间，知名一些的品种有1966年的《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王杰》、《挺进报》，1967年的《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万岁毛泽东》、《反帝怒潮》，1968年的《毛泽东挥手我前进》，1969年的《金训华》，1970年的《海港工人创奇迹》、《自力更生奏凯歌》、《红灯记》，1971年的《白毛女》、《消息树》、《雷锋》，1972年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黄继光》、《矿工怒火》、《黄海滩上血泪仇》、《油田劲松》、《大寨战歌》、《阿福》，1973年的《鸭绿江畔》、《抢渡三关》、《延安的种子》、《特级英雄杨根思》、《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集体主义的英雄邱少云》、《两个稻穗头》、《“一一五”赞歌》、《智捕大鲟鱼》、《闪闪的红星》、《支农线上》、《立新战歌》、《骆驼背上的医院》、《送马》、《渔岛怒潮》，1974年的《林彪与孔老二》、《无产阶级的歌》、《青春火花》、《朝霞》、《小刀会》、《劳动创造了人》、《智闯长江》、《战龙亭》、《祝福》，1975年的《水牢仇》、《小骑手》、《夜航》、《赶猪记》、《怒捣大成殿》、《鸡毛上天的故事》，1976年的《矿山新歌》、《商鞅变法》、《西门豹除巫》、《农夫和蛇》、《活捉“米老鼠”》、《鱼鹰初试》、《祁红梅》《小勇》等。这一时期，全国出版的连环画品种虽不多，但印数却不少，往往一个品种推出后各地竞相租型，反复加印，印数动辄三、四十万册。
“文革”连环画具有强烈随时代特征
同这一时期的邮票、装饰一样，连环画封面的“一片红”是其显著特点。封面人物或佩红袖标，或戴红像章，或举红旗帜，或捧红宝书，且都是真人真事。这类作品一般不注明作者，但无一例外都出自名家之手。其代表作有《海港工人创奇迹》、《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关广富》、《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的故事》、《大寨花开瓦房台》等。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为紧跟形势，大造舆论，也编印有连环画，叫批判运动连环画。这类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运动状况，或措词严厉，或借古讽今，语言皆是大批判式的、标语口号型的。为应时应景，其画面或用照片按次序组合而成，或漫画式的一挥而就，如《林彪与孔老二》、《八·二七光辉的旗帜》、《红小兵怒批神童诗》、《孔老二外传》、《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投降派宋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十万个为什么》等。
“样板戏连环画”是当时的一大系列，共计十种，先出版了六种，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海港》、《沙家浜》、《白毛女》，后又出版有《奇袭白虎团》、《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文革”连环画在充分发挥其批判性的同时，对正面人物的歌颂也达到了极至。以样板戏为最高代表的文艺创作，都努力强化着所要歌颂的正面人物与事件。这些作品除剧照本外，尚有绘画本，且有多个版本、多种开本。就绘画本而言，有线条式的，有水墨式的，尽管强调反对将舞台剧简单理解为不走样的机械照搬、只求形似不求神似的加工处理，但仍不脱其强大的影响力，同剧照本大同小异。漫画化用于被批判的对象，照片化厨于歌颂正面人物。由于这类连环画的作者多为业余爱好者，对纯艺术因素并不十分了解，追求的是年画、剪纸般的极度夸张和“像真的一样”的真实感，于是，临摹剧照便成理所当然的事了。
这一时期的连环画中，一般都要印上一页毛主席语录，这虽不是出版领域的硬性规定，却作为一种约定俗成而被广泛使用。除此之外，还有印马恩列斯语录者，这要根据作品内容而定。1992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电影版连环画《阿福》，是根据越南同名电影改编的，书前的一页是胡志明语录：“美帝国主义正在失败，并将完全失败。我国人民正处于攻势，一定能赢得光荣的胜利。”
“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红小兵红卫兵、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革命斗争故事，十月革命和对外友好等几大主题系列。代表作有《怒火》、《风口劲松》、《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先秦法家人物故事选》、《海淀新一代》、《沙石峪》、《铁人王进喜》、《鸭绿江畔》、《035号图纸》、《英雄的大庆人》等。1972年之后，这些题材渐成连环画创作的主流，连环画的创作规律为更多的人所重视，期间，《白求恩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歌》、《闪闪的红星》、《水牢仇》、《映山红》、《火红的青春》、《延安的种子》、《朝霞》等具有相当水准的作品相继问世。
“三突出、红光亮”：“文革”连环画遵循的原则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为“文革”时的文艺作品所普遍遵循。“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原则应用在连环画创作中就是利用大特写、降低视平钱来显现英雄形象，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集体创作的《龙江颂》中的英雄人物江水英每出场必置于场面的中央，呈仰视角度，且眼神与眉宇间流露出无比的刚毅，表情雕塑般坚定，几绺飘动的短发，加强了其肩负重担、风尘仆仆的“战斗英姿”，属典型的“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人物四周还留有一定的空间画天空地貌，并将麦、芦、江、山，尽量向地平线“推”，运用环境烘托、气氛渲染法使之成为英雄人物的点缀，此构图既能充分刻划人物的面部表情，又能使其豪放宽广的胸怀得以舒展。
不难发现，这些风景点缀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画家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一种寄托，因为这时许多画家已无法正常从事个人擅长的创作，便要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其苦闷的情怀，这种表达此时已不可能是直接式的、陈述式的，而只能是间接式的、意念式的，所以这类小景致画得很是见功夫，有时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遗憾的是，画作同其它“样板戏连环画”一样，无论是表情还是动作，始终摆脱不了剧照的局限、“唱”的样式。运用透视、色彩变化突出英雄人物的同时，将反面人物置于画面后侧，为的是“揭露暗藏敌人的恐慌和虚弱”，表现英雄人物“明察秋毫的高度革命警惕和压倒敌人的气势”。在色彩的变化上，也采用了对比手法，即用冷灰色勾画“敌人的阴险和丑恶的本性”，用明朗的色调刻划英雄人物的光明正大。而一般的正面人物则呼应在英雄人物周围，面部表情或微笑或愤怒；与主角的一切都很协调。处理好正面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的关系，旨在表现出英雄人物既与群众休戚与共，扎根于群众之中，又高瞻远瞩，是群众的带头人的意图。
“红光亮”的命名，一方面是对“文革”美术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文革”美学风格的概括；从一方面看是走火入魔、政治狂热、虚假煽情、夸张虚妄，从另千方面看则是真情实感、朴素无华、农民理想、小康趣味。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向毛主席汇报》、《愚公移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春风杨柳》、《广阔天地新苗壮》、《入党申请》、《我是海燕》、《连续作战》、《渔港新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铜墙铁壁》、《虎口夺铜》、《女委员》、《矿山新兵》、《又是一个丰收年》、《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人民的苹果》、《练》、《叔叔喝水》、《党课》、《红太阳光辉暖万代》、《重上井冈山》、《俏不争春》、《延安新春》、《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等一批样板画作品中的人物同出一辙。其实，这种画风并不始于“文革”，早在建国初期的1953年，视野开阔的董文希便敏感地意识到了在政治化和大众化的夹缝中萌动着的时代画风，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一举将“红光亮”画风推到了极端，成为这种画风的经典代表。1965年底，“文革”山雨欲来，大型泥塑《收租院》晋京展出并轰动全国，这件长卷式群塑的作者们真诚地向民间塑工拜师，用悦目光润的泥土气息表现了苦难悲愤的故事，从而成为这种塑风的经典代表。1962年，29岁的刘文西以水墨人物画《祖孙四代》一举成名，从此，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这种画风，创作了大批陕北农民形象，“文革”时期实力雄厚的秦晋美术军团的骨干力量实际上都是刘文西的门徒。刘文西可以说是这种画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在“文革”前，这种画风的典型作品还可以举出孙滋溪的《天安门前》，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温葆的《四个姑娘》，金梅生的《祖国万岁》等。可以说，这种风格在“文革”前已基本形成，但那时它只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多种风格中的一种，“文革”时期，这种风格则如洪水泛滥一样成为主流。这种通过大集体的创造而形成的集体独特牲，甚至比极力强调独特性的新潮美术中的绝大多数探索更为鲜明。解放后，全国上下多数人真实而又真诚地感受到了阳光感和幸福感，对此感受最为强烈的是绝大多数农民。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自古以来大团圆式的小康理想、未来大同世界的通俗幻象等等撞合在一起，使这种阳光感和幸福感倍加热烈，它首先浓重地反映在与农民关系最直接的美术形式——新年画中，继而，此年画趣味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断向艺术家们的专业创作渗透。于是，一种通俗的、粉红色的、雅年画趣味的现实主义逐渐形成。既要让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领导满意，又要让广大工农兵满意的艺术家们，在诚心实意地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收到农民感情和趣味的感化，他们不仅直接创作新年画，且自觉不自觉地将年画风带人了包括连环画在内的所有美术创作中来。“文革”中，借助批黑画的反作用力和变了形的集体热情，“红光亮”趣味被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红光亮”还被一大批作品推入了矫饰煽情、夸张虚妄、疯癫狂热、无趣无味的极端。它荒诞，却热烈，似乎有一种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却举着“真理”的旗帜在泥潭中呼叫的感觉。“红光亮”的风势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直至“知青”画家批判现实主义画风大规模崛起，才宣告了这种画风的终结。
“程式化”：“文革”连环画共同的弊端
程式化是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的又一特色。表现学习场面时，书架上必摆一摞“毛选”，每人手中必拿一本“语录”；表现农业丰收、工业增产时，必是一袋袋粮食、一车车化肥、一排排农机具、一炉炉钢锭的大场面。同时还要以文字来强调主题，画面中的黑板报、大字报、墙报、标语上，除必不可少的“最高指示”外，尚有“群众是—”、“狠批—”、“打倒—”等等。画面中的高炉上清楚地写着“鞍钢宪法万岁”，粮仓上标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营房墙上写着“反修、防修、保卫边疆”，农田小黑板上写着“开卷考试题目”，使人一看便知作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赵宏本，钱笑呆的经典之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文革”后期出版过40开本、64开本两种，但均无署名，顾炳鑫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英雄小八路》、《半篮花生》也在此时再版。1972年，戴敦邦还以国画笔墨创作了《陈胜吴广》。在1973年10月1日国务院文化组主办的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会上，《列宁在1918》、《白求恩在中国》、《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弧光闪闪》、《京江怒涛》、《黄继光》、《海花》等连环画作品受到了关注，其中的一些作品在1981年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还获了奖。
由许荣初、许勇、顾莲塘、王义胜创作的《白求恩在中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少有的精品，此作因而获得了全蕾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一等奖。作品被认为是较好地解决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尤其在环境刻划上重视细节的形象特征和真实性，精确地把握住了晋察冀边区的山区情调和环境特点。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还有董辰生的《黄继光》、丁世弼的《渔岛怒潮》、徐有武的《血防线上》、雷德祖的《035号图纸》、詹忠效的《弧光闪闪》等。因多数为业余的工农兵作者，一些作品的质量不是很高，有流传价值者实在不多，但作为中国连环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仍具有史料价值。
“文革”刚结束时，一些连环画作品虽说主题变了，但在表达方式上仍带有浓烈的“火药味”，1977年出版的《除四害漫画集》、《大寨人勇斗江青》、《吕后篡权》等等部属于这类作品。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批控诉“四人帮”罪行的连环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著名者有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伤痕》、《枫》、白敬周的《草原小路》等，它们的问世意味着“文革”连环画形式的真正结束。以此同时，一批老画家也投入到了新创作，贺友直的水墨连环画《白光》、赵延年的木刻连环画《阿Q正传》都是表现鲁迅作品的。连环画创作的丛书化、系列化倾向此时加重，《东周列国志》、《红楼梦故事》、《李自成》、《西游记》、《雨台烈士故事画库》、《成语故事》等均是成套的画库。
“文革”连环画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同其他“文革”遗物一样，它已成为藏家竞相追逐的目标，真乃“政坛不幸藏家兴”矣。但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不深入，出现了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其蕴涵着的出版学、美术学信息十分的丰富，随着研究挖掘工作的广泛开展，它将可能成为一独立的学科门类。（LSMH 整理 来源：南方网动漫频道 作者：糖糖）
香港漫画发展简史
香港漫画在清末期间已有记载，广东南海人何剑士是香港漫画的拓荒者。当时，他不满朝廷腐败，在上海及香港各大报章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漫画。后来，另一位香港漫画先驱，广州画家郑磊泉应香港梁国英药局之邀，来港编绘《人鉴》画册。可惜，郑氏在《人鉴》画册出版前一年，即1919年去世了，未能亲眼目睹这本被誉为香港第一本漫画集的问世。这两位香港漫坛巨人逝世后，漫画界曾经沉寂一时，各报刊的漫画仅靠当时在报社内的一些电版美术人员支撑大局。
直到1934年《工商日报》的《漫画周刊》出现,香港漫画才蓬勃起来。40年代初期，不少内地漫画家来港寄居，如广州的李凡夫，林檎，潘醉生，上海的叶浅予,张正宇,丁聪……等等，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师。
他们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局势吃紧，避难来港。他们合租了坚道十三号A旧式楼宇一层，著名的“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也设在这里。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办了“现代中国漫画展”，掀起了香港漫画第一个高潮。这次漫画展，也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漫画展。画展以抗战为主题，参展的画家三十多位，全是中国一流漫画家，展览期不到四天，观众有三万多人次，与当年（1939年）的香港人口相比，可以说是创记录的。战后至50年代中期，部分漫画家先后返回内地，香港漫画活动又沉寂了一段时间，到1959年，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漫画工作者李凡夫，李凌翰，陈子多，区晴，黄蒙田，郑家镇等人合资，出版了一本《漫画世界》半月刊，再度掀起香港漫画界的第二个高潮。
香港早期的漫画，多以单格或近似插图的方式，内容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或者是时事讽刺画，与今天的连环漫画大不相同。
今天香港漫画的变革是在1967年之后，它受外国漫画的影响很深，因为这时香港无线电视大量推出日本动画片，如《绿水英雄》,《柔道小金刚》,《铁臂阿童木》,《青春火花》和《超人》等，机敏的漫画出版商乘机大量翻印这类漫画，此时，一直深受中国漫画熏陶的青年漫画家也受到不少冲击和影响。黄玉郎，上官小宝，上官小强，等人纷纷仿效，投入新型连环漫画创作，他们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出版上也形成自己的模式，从而带动和影响了整个香港漫画界和漫画出版业。在60年代末，老派漫画如许冠文的《财叔》《神笔》《神犬》，王泽的《老夫子》，宋三郎的《傻侦探》和司徒庸的《傻大姐》等，仍有一定的市场，但到了70年代，便敌不过具有电影感和分镜头式漫画的武打技艺及社会写实的连环漫画了。
由于当时的连环漫画（又称公仔画）与香港社会风气一样，也受到欧美性解放的影响，有部分作品过分渲染色情和暴力，因而引起香港社会各方人士的谴责。
1974年初，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和扶轮社三四五区国际少年服务团，联合发表了公仔画之暴力与色情的报告书，香港立法局也于1975年7月2日通过《不良刊物法案》，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随着读者对漫画质量和及时性要求越来越高，少数漫画家确实忙不过来，因而需要配置助手，通过大家合作来完成一篇作品，于是出现了工厂是的漫画制作，如有专人做背景气氛，描头发和花衬衫，有的画肌肉纹等等。这种大量生产漫画的结果，就有可能把双周刊改为周刊。这种分工制作虽然会淹没个人风格，但增加了经济效益，也许是当今商品社会发展的不良后果。
漫画家黄玉郎成功的将一个手工业式的创作室发展成为上市集团企业。
80年代初，黄氏将唯一的对手－－上官小宝连同公司员工全部兼并吸收，纳入玉郎公司麾下，冠盖全港连环画界。他培育出一批新一代的漫画接班人，当今漫坛的天之骄子马荣成，冯志明，狄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徒和晚辈。尽管香港有了自己的漫画，但盗版的日本漫画仍然充斥市场。直到1993年，日本正式授权给香港和台湾出版中文版漫画，盗版的现象始逐渐减少。毋庸置疑，香港漫坛新一代后起之秀的成长，是从东洋漫画中吸取了不少精髓的。
在1987年，由于民办灾难性股票市场的牵连，黄玉郎个人身陷囹圄，他手下的漫画主笔纷纷离去，自立门户，“玉郎”（后改为文化传信公司）再不能独领画坛风骚了，漫画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况，如刘定坚与冯志明合办的“自由人”，马荣成的“天下”，黄玉郎出狱后又东山再起，创办了“玉皇朝”，加上上官小宝的“邝氏”和牛佬的“浩一”，这些刊物都各具特色，五彩缤纷。同时，由于日本出版商同意授权，香港漫画公司又打起购买日本漫画版权的争夺战，而且台湾的漫画出版商也踏足香港，力图分一杯羹。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和办事处的有“尖端”，“东立”，“大然”，“东贩”和“时报”等几家出版公司，使读者仍然可以欣赏到日本和台湾各种各样的漫画。由此看来，一场激烈的漫画大战将在香港无休止的打下去……。（LSMH 整理）
中国漫画史
一、香鄣厍
60年代，连环画时代
70年代，武侠时代
80年代，黄金时代（供不应求）
90年代，商业时代
香港漫画代表人物：许冠文、上官玉郎、王泽、黄玉郎、上官小宝、牛佬、马荣成 0
漫画家代表作：
黄玉郎：《小流氓》、《醉拳》、《如来神掌》
上官小宝：《李小龙》
牛佬：《古惑仔》
马荣成：《风云》，天下出版社，连载长达十多年
香港漫画的特色：格斗（绝对主流）
代表性年代：
1974年，不良刊物处置条例
1975年，将《小流氓》改名为《龙虎门》，以漫画报纸形式连载，一天一刊
1987年10月，第一次香港金融危机，黄玉郎（股票）的噩梦开始，香港漫画业受到严重打击、低迷，黄玉郎（董事长）所经营的文化传信有限公司开始分盘
1989年12月，黄玉郎被廉政公署ICAC查出挪用公款，股票假盘，入狱一年，与文化传信公司正式脱离关系，标志着90年代漫画业群雄割据，出狱后创立“玉黄朝集团”，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执笔创作漫画，开山之作《天子传奇》
1999年7月，正式成立“香港漫画家协会”，黄玉郎被选为会长，马荣成当选副会长，同年，香港漫画节开办
2000年，世界漫画会在香港顺利开办
2001年，第三届香港漫画节，12万人参加
二、台湾地区
1958年，《儿童版漫画周刊》创刊，台湾漫画兴盛时期
当时年代代表作：陈海虹《小侠龙旋风》
20世纪60年代，台湾编译馆全面查禁，封杀漫画（禁打斗、情感），漫画业一夜跌落谷底
1966年，原文昌出版总编辑创办“王子半月刊”，使台湾本土漫画有了一丝好转的迹象，衍生出“公主半月刊”
20世纪70年代，漫画再次风靡整个台湾，但是是日本漫画
1976年，范万楠等成立“虹光出版社”
1977年，范万楠成立“东立出版社”
三、内地
最早可追溯到80年代初
（1）1981年，铁臂阿童木（手冢治虫），同时国内出版漫画版，连环画形
1991年，中央一套，圣斗士（车田正美），漫画由海南美术电影出版社出版，零售价2。5元/本,内地漫画价格变动：2。5元~3。2元~3。8元~4。5元~4。8元~5。8元
90年至94年，漫画盗版最猖獗的两地：海南、四川
（2）画王（杂志） 四川希望书店（92年至94年全国最大盗版商）发行，与日本进行同步连载，3。4元/本，最高发行量：每期80万册
94年初，画王超短篇大赛，涌现出一批漫画家，如：赵佳、雪翎、自由鸟等，画王转向原创风格
94年年底，打击盗版，画王停刊，希望书店被罚1500万人民币，颜开被封杀，漫画界陷入一片混乱
（3）5155工程
（4）卡通王
1995年~1996年，大陆漫画期刊起步（95年，火王，美少女战士）
1997年~2000年，漫画发展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