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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及其组织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当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当学生时，索罗斯开始熟悉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著作，这对他的思想和后来对他的慈善活动有有深刻的影响。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1994年，包括在网络内的基金会大约花费了3亿美元，1995年为3.5亿美元，而1996年为3.62亿美元。预计1997年将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
除了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在政治和经济变化方面的论文之外，索罗斯是《财务的炼金术》的作者，该书由Simon & Schuster于1987年出版，1994年由John Wiley & Sons再版；《苏维埃体系的开放》1990年由Weidenfeld & Nicholson出版；《民主政治的保险业》1991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索罗斯最新的书《停留在转弯之前》是由John Wiley & Sons于1995年9月出版。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 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索罗斯基金会网络
由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建和提供资金的许多非盈利性基金会和机构，现已联合在一个非正式的网络中，即称为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这个网络实质上是由具有自主权的所谓“国家基金会”的机构所组成的一个集团。它在31个国家中进行工作，遍及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及美国。目前正计划在南非地区的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建立9个新的基金会。所有这些基金会分担共同的任务去支持开放社会的发展。为达此目标，他们操作和支持了有关教育、文明社会、独立媒体、国际电脑网络和电子函件通信、出版、人权、艺术和文化，以及社会、法律和经济改革方面的一系列计划和倡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New York）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Budapest）通过对2个或更多个基金会制定共同发行计划和通过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对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提供援助。由乔治·索罗斯创建的其它机构，包括有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1996年，这些机构在慈善活动方面总共花费了3.62亿美元。1997年预计为网络提供的经费也达同样规模。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一个由民间进行操作和提供拨款的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支持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以及通过对复杂的和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赞助，去促进世界各地开放社会的发展。由乔治·索罗斯创建和提供资金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31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个研究所与其以匈牙利为基地的姐妹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共同发布网络项目及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帮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
开放社会研究所有哪些项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分成三个主要类型：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项目；针对美国的项目；以及针对世界其它地区的项目。
在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范围内，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项目常称为“网络项目”。网络项目是由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基金会之一，致力于网络中2个或更多个基金会重要的共同发布。
以纽约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艺术和文化项目，东方项目，儿童和青年项目，英语项目，国际电脑互联网项目，医学和健康项目，妇女项目。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项目，媒体项目，开放社会档案，出版中心，以及奖学金项目。
以美国为基地的项目是国际性的，它包括缅甸计划，中部欧亚计划，强制移民计划，地雷计划和索罗斯文件基金。
针对美国的项目包括犯罪问题中心，公众与文化；帮助合法移民的Emma Lazarus基金；Lindesmith中心，它是一个毒品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有关死亡问题的题目；开放社会联谊会项目；以及针对竞选运动财务改革，教育改革，生育权利，青少年怀孕，青年发展，法律行业中的道德标准，医学和新闻业等这些领域的项目。
要进一步了解以上任何项目的详细资料，可与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公众事务办事处（212 / 887-0668）联系。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其目的是为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方面开发项目和提供方法。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31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与其姐妹机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在共同出版物方面建立网络项目和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援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此外，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通过中欧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支持丰富多彩的其它许多倡议，其重点是在人权、少数民族和少数争端，文明社会和妇女问题。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网络项目，媒体网络项目，网络出版中心，奖学金网络项目（也以纽约为基地），以及开放社会档案。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设在位于布达佩斯商业区的中部欧州大学内，而且他们的项目利用了大学的资源。
关于“开放社会”的概念
开放社会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协会，即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同时需要有一种公共机构去保护所有的人，使每个人都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开放社会这个术语是通过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流行的。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依赖法律的裁决，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阿莱·奈尔（Aryeh Neier）
阿莱·奈尔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所长。1993年参加开放社会研究所之前，他担任人权监察协会执行理事12年。在此以前，他在美国法定自由权联合会工作了15年，其中8年任国家主任。奈尔先生曾在纽约大学任法律副教授12年以上。他是全国和纽约书评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在《纽约时代杂志》《纽约时代书评》和《外交政策》等期刊上发表文章。他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民权保卫者先驱报》等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达100篇以上。他是4本书的作者（正在写第5本），此外为20本以上的书写过部分章节。他曾在国内的主要大学中作过讲演，并常在“夜间热线”、“McNEIL-Lehrer新闻时间”和“今日项目”等电视项目中出现。他曾3次获得荣誉学位，并获得American Bar协会的Gavel奖。
索罗斯哲学自述
不稳定性
经济理论创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即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相互独立，价格由这两因素作用而达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现实社会，金融市场价格在形成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放任主义否认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不稳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着人们行为导向的价值观。在经济理论诞生以前，人们由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所诱导，这些道德行为规范已根植于传统、宗教与文化之中。但市场价值观，带来冲突与对抗，有凌驾于传统价格观之势。广告、市场营销、以至包装都将影响人们的偏好已为常见。随市场机制不断扩张影响势力，人们仍将在原有价值体系上行为的神话，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开放社会受到基础价值观不足的负面影响，并随机动性与我们开放社会的全球化的提高而进一步恶化。当人们正式生根于他们的的社会，他们必须注意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当他们能轻易地迁离时，他们仅仅关注其自己。在全球的文化、宗教与习俗有如此之多的差别，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也就相当困难。放任自由理念，承继了自利的行为导向原则，忽视了市场倾向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
社会公平
自由放任主义视供给与需求状况为已给定的，并视政府干预为最大邪恶，也就极力反对收入的再分配。我可以同意那种对财富的再分配进行的所有尝试并不是完全有效率的，但是并不认为任何一点尝试都不去作。财富通过自身的机制进行集中，如何没有某种机制进行再分配，不公平将变得不可忍受。将财富集中与适者生存相匹配的观点，否认了通过继承而获取财富的事实。
适者生存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行动导向原则，在某些方面是有错误的，它建立在过时了的进化理论之上，正如经济学的均衡论建立在牛顿物理学之上一样。导致物种的变化是变异，变异的发生有着多种极为复杂的方式，而物种与其生存环境及其他物种之间相互影响，这是一种双向反馈机制。
国际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同样视适者生存为一种最适宜的导向原则，反对在国际合作中由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最为强大资源的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是一个极大的嘲弄。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还有其他一些伪科学、地缘政治学，它们主张国家没有原则，仅有利益，且这种利益由所具基础（如地理位置）来决定。这种宿命论是十九世纪科学法的残余。
开放社会的可畏障碍
开放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不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开放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与政治安排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的，但是在建立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开放社会上却存在极大的障碍。
首先，开放社会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如果终极的真理具有不可获性，我们又如何可以将一种谬误视为一种真理呢？而对真理的需求也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全的信息，信仰就变得并不必需。
信念应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们去遵守这一系列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信念而不是终极真理只会压制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更可能忍受其他信念并以我们的经验而进行修正。大部分人倾于证实他们信念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这种证实通常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判别，由我们自身的失误而得出的信念苍白无力。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概念，比仅仅的纯理论更难以奏效，比如我的国家（或家庭或我自己的兴趣）的对与错。
如果我们的过失是如此不容置疑，缘何仍具有感召力？仅仅能由此产生结论，而最好的判别是成功，事实上，开放社会较封闭社会可能导致更为繁荣、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奋。但是成功并不是建立一种信念的基础，因为成功并不能认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一样。开放社会中，对成功的崇拜已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正误观，这在当今开放社会已经发生。以先取得成功作为判别正确与错误，是一种极大的危害，特别是以金钱为准，更为甚者认为只要失去了金钱，一切皆已远去。
但是，这并未所有问题。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但也不致于能有效地保证它得以奏效，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了一套框架，该框架中可以融合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些事件提供某种固定的结论。如果某种固定的观点得以提出，这就不可能是一种开放社会。这意味着，在开放社会中人们考虑除自己的信念，也将包融其他人的信念。由开放社会取出的 ，仅在封闭社会才存在。
另一困难是，采纳开放社会作为一种目标，通常的最好达到途径是间接，这就是我的基金会正做的事情：鼓励发展教育、文化与多媒体、文明社会、经济改革等等，这在开放社会也并未普及。具有冲突的观点与兴趣碰撞出无准备的结果，而不是精心设计下的产出，社会在此时将可能变得更为开放。如果给出最为一般的惯例，以允许具有冲突性观点与利益的人们能共处于同一环境，这种冲突性的观点与兴趣才将产生出一个开放的社会。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体系，这类惯例是固定存在的，但在我们全球的开放社会中，他们却是欠发展的和不充分的。
在目前，我们从全球开放社会中受益，但我们也缺乏必需的规则体系使其得到保护。国际社会在处理苏联崩溃中出现的某些新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在我的基金的主要活动地区，我可以觉察到关闭的趋势。随冲突的升级，欧洲联盟将转向闭关自守，美国将独立无援。
目前我未有准备着手解决这些危机，而仅试图说明这一难点。我谴责盛行的自由放任态度，它相信在关心公众利益的同时并不妨碍对私利的追求。我相信开放社会的概念，它需要精心培育以使其奏效，提供更好的导向以便于行动。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我信瘵准备去面对困难，如果我们有理论不同意坚持这一行动方针，但当自由世界如共产主义世界般瓦解时，我们不应袖手旁观。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德国《图片报》发表“今日焦点人物”文章言：
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66岁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这样的货币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利润呢？他需要耐心、许多钱（索罗斯可操纵150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他在泰国故伎重演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他的做法非常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就是金科玉律，谣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
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这就是对铢宣判了死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就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
而泰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它在7月2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自由下落。一美元可以买30泰铢（此前是近20铢）。”
索罗斯现在等待泰国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入他的私囊。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而同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股市天才、业余哲学家和慈善家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对于他自己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从而会给危机火上加油，他却保持沉默。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上周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承认：“我们赢利了。”
索罗斯闻名于世是在1992年，当时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这位匈牙利人俯首称臣。通过货币投机，索罗斯在使他的投资者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为自己聚集了25亿美元以上的私人财产。索罗斯正慷慨地把这些钱花出去。他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地设立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
这位1930年出生的大投机家早在1989年就已经从日常交易中抽身引退。只有在采取向英镑或泰国铢进攻这样的大行动时，索罗斯才积极参与。在这种行动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利用这位老人的辨别力。
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
尽管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每一种奢华，但乔治·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兴趣，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对某个慈善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地向其提供资助，为此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有一件事索罗斯是一个子儿也不掏的：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保持中立。”这位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说。
索罗斯最想拯救整个世界。这位金融投机商承认，他有时把自己视作一个神。无论如何，这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做的善事是不容抹杀的。例如，他捐献了5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1／3的人的年薪。
索罗斯对世界进行改良的愿望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位业余哲学家却不能容忍世人以一种完全扭曲的理论来解释他的善行。索罗斯认为，“在共产主义失败之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成为自由人类最大的威胁。他说：“我只能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
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经历过独裁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分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家中。共产党在匈牙利掌权之后，索罗斯一家被迫流亡英国。
“未能实现当哲学家的抱负”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如果读了他最近就全球化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你也定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一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这位金融界的杂技演员偶尔也会失误。例如，在1994年对日元的投机活动中他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亿美元，对此他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在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得到英格兰银行的原谅。1992年他投下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结果严重损害了英国为防止货币贬值和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所作的努力。
而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给索罗斯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朋友。例如，当索罗斯捐资1600万美元支持那些主张开放软毒品市场的团体时，克林顿政府就感到很扫兴。此外，索罗斯还的不遗余力的反对者。他甚至对保守的政治家也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有民族主义倾向。例如，捷克思理瓦茨拉夫·克劳斯就被索罗斯视作“最糟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化身”。
索罗斯如何统率“量子基金”赚钱
乔治× 索罗斯统率“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在二十年中创造出三百倍的回报，被喻为全球最佳的基金经理。
量子基金在1969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400万美元的基金，此时命名为双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1200万美元。1978年索罗斯又把以自由名字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美物理学中的量子。至1981年9月，基金资产已达1亿美元，至今更激增至20亿美元。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已使量子基金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实体之一。如果1969投资1000美元，并把红利再投资的话，今天的价值将远额200万美元。
量子基金就其资产规模而言，在美国现有4000多家共同基金拥有2亿余亿资产的状况下算不上什么，但它上述的增长业绩都是颇为令人惊叹的。并且，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一是善于充分利用杠杆原理，但很少认购期权，而是巧妙利用借贷和抵押，购入证券以购取最大的收益；二是投资于很多不同类型及风险的资产。既投资于货币，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和期权等。最近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叫“量子工业资产”，专门从事工业投资，购买企业的实际拥有权或部分拥有权。但不太涉足于风险高，回报亦高的衍生金融工具；三是在这些不同的资产类型中既做空头也做多头；四是在侧重于大量使用财务杠杆的基础上，购买短期证券，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有较强的投机性。索罗斯认为短期证券比长期证券的业绩要好得多；五是在与投资者的关系方面，它是一种业绩基金，即基金管理人员所得的报酬是与盈利成正式的，而不是按照后者所管理的基金规模而定的。并且，在基金中有管理人员的资金，索罗斯本人就是基金的重要持股者。他们把按基金业绩所得的酬金再投资于基金。这样，基金存在的时间越久越成功，基金管理人员在其中所拥有的份额也越大。他们可说是与基金同甘苦、共命运，在持股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有一种利益的同一性。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首先是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然后选出股票、债券或其它类别，最后在所选的投资类别中再选中要投资的项目，如股票、债券、货币或期权等。这相当于三度的资产分配，有时候能够把其资产的1005以按其宏观投资观点来配置，效率很高。
量子基金的优异业绩虽与其一些特点有关，如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敬而远之，而喜欢采取最简单的投资方式，令索罗斯因祸得福，避过了因衍生工具而引发的股灾。但是，任何一家投资机构的成功，却都要以对大趋势的准确把握为根本。索罗斯本人就声称他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太强，但确实有一种很强的判能力，并在这种批判能力之上构筑非凡的判断力。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正是凭这种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预期大获成功。在92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英镑脱钩的一役中，短短的几天竟赚取10亿美元之巨。
索罗斯对市场独特的感悟理论
索罗斯对市场趋势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把握能力并在投资界取得骄人成绩，是与其喜欢分析思考的性格有关的。他是一位祖籍匈牙利的犹太人，继承了犹太人既善于经商又长于哲学思维的禀赋。在分十七岁那年，因纳粹德国入侵而前往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令人惊叹的是，虽然他现在成为金融界的巨匠之一，却并没有正式接受过财务学的训练。他在长期的实践操作中感到在经济学院的所学与现实世界太远，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框架。在他迄今为止出版的四本著作中，他向世人表述了他独特的认识感悟。
索罗斯认为我们对身处的世界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我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我们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 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和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地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与人产生第一个影响时，其它连锁反应亦会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索罗斯把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应用于对投资市场的认识。他认为股票的价格及市场的趋势均会产生反射作用，就算基本因素没有任何变化。当在，如果基本因素没改变，市场又会很快地纠正过来。
股票市场一向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测（Predictive）或估计（Anticipative）的能力。索罗斯认为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介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不过，在索罗斯的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因素，即市场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论是否为投资者所察觉，均能影响股价。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亦会受投资者偏差的影响。因此，股价的走势是由市场的偏差及市和场的趋势两者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方式就是反射理论所谓的被动式的认知作用及主动式的参与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市场的趋势影响了投资者，此为认知的影响，是被动的。当投资者通过对市场的参与而影响了市场，便是主动作用。这样一来，股票的波动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市场的偏差及市场的趋势。
因此，股价其实就是由市场趋势及市场偏差的反射作用所影响的，但同时两者却又受股价的影响。这三者均能加强其它两者的影响力，当它们向同一方向加强时，或在此后又往另一方面发展时，它们的形态就是常说的盛或衰（Boom-bust）。
索罗斯把股价加强市场的走势称为自我加强走势（Self-reinforcing），反之则称为自我调整（Self-corrcting）过程。同样，市场趋势和市场偏差也会以自我加强或自我调整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市场趋势被加强时，市场的预测与实际股价的分歧将会扩大，如果相反，就会自我调整，将分歧缩小。这些现象就称为股票市场的上升或下调。如果市场偏差令股份向上游动，这是正面的偏差；如果下浮，则为负面的偏差。索罗斯指出，市场的趋势可以令市场的偏差进一步加速或令其调整。
上述就是索罗斯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虽甚简略，但亦可见其敢于否定传统思维的勇气，另辟蹊经。独排众议，相信市场的运行并非都是有效率而合理的，其中必有一些漏洞，而且市场的价格也往往有错，并按照这种理论思路去寻找所有其它投资理论的缺陷，从而能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并注意观察那种趋势可能即将告终的稳约可见的迹象，做到在趋势发生转折之前背潮流而驰而大获成功。也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魄力和基于哲学思考的神奇感觉，使他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有影响的人物。
索罗斯南北出击
法国《论坛报》报道，索罗斯从俄罗斯到阿根廷四面出击。
匈牙利裔美国人乔治·索罗斯是金融家（索罗斯量子基金会）、投机者（l992年“同英镑摔跤者”）和慈善家（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在他使世界各地都在谈论他。两个星期前他谴责东盟接纳实行独裁政治的缅甸为成员国，从而引起了种种议论。
实际上，现在乔治·索罗斯更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他在7月29日证实了俄罗斯报界的消息。这些消息说，他向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投资了9．8亿美元（约61．5亿法郎）。这家公司是穆斯特财团的成员，它以18．7亿美元赢得了拍卖，获得了穆斯特财团25％的股份。
索罗斯可能还准备在俄罗斯石油领域投资。俄罗斯的《今日报》说，他可能将向莫斯科出10亿美元以控制俄罗斯石油公司，这是俄罗斯第九大石油公司，目前它仍属国家所有。
在地球的另一端，索罗斯瞄准了阿根廷。他在那里已是第一大地产主，他还想成为那里的最大银行家之一他在当地的机构伊尔萨公司最近宣布，希望在对国家抵押银行实行私有化时成为购买的竞争者。索罗斯已经在阿根廷的农业和不动产方面投资了4亿美元。他在潘帕斯草原拥有40万公顷土地和1．7万头牲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有地区，他还购买了一些商业中心和办公大楼。最近几周，他又获得了原属美国人斯威夫特·阿穆尔的5万公顷土地。这块地位于拉普拉塔河畔，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能够赢得200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届时将在这里修建奥运村。如果他买下国家抵押银行（资产总额约为43亿美元）的话，这将是他在阿根廷最大的一笔投资。
索罗斯与巴菲特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今年度二百大亿万富豪排行榜，有两位是完全凭靠纵横国际金融市场致富的美国投资大家，一位是名列第二的沃伦·巴菲特，一位则是名列第131的乔冶·索罗斯。这两人在国际金融圈都是赫赫有名，然而他们的投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
现年67岁的巴菲特自小就展现出他在数字与投资方面的天份。地在8岁时就开始阅读父亲所收集的股市书籍。他的父亲是一名股票经纪人，而他在11岁时就投入美国股市，买进他的第一只股票。1956年，当时才26岁的巴菲特真正展开他的投资事业，与6位朋友共同投资10．5万美元，投资美国股市。此一合伙投资事业在往后的13年间平均每年有29．5％的投资报酬率，总资产高达2600万美元。而同期间道—琼斯指数有5年是呈下跌的，由此可见巴菲特投资策略的高明。1965年，巴菲特买下英国波克夏哈萨威公司，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张投资版图。
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可归纳为四大步骤：一、不要理会股市每天的起伏。巴菲特认为股市的存在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投资活动场所，而受到投资活动的影响，股市行情自然会有起伏。然而投资人不应随着股市行情起舞，而应先有万全的准备，彻底了解自己所要投资的目标，并坚信自己能够打败股市指数的变动。二、不要过度担心经济情势的变化。巴菲特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经济情势未来的变化，而因应经济景气变化所做的投资决定往往会在下一波经济景气中变成错误的抉择，因此投资人所应做的是选择在任何经济情势下都有获利空间的企业。三、买下公司，而不是股票。巴菲特认为投资必须能够看得长，想得远。买下一只股票，也就等于是拥有一家公司部分的所有权，而这家公司未来的任何获利有部分是归你所有。四、管理企业的投资组合。他认为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拥有企业，让这些企业为其创造财富。
被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视为超级大作手的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他的发迹是先着1969年与另一位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联手成立的量子基金。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平均每年的投资报酬率高达35％，而且只有在1981年出现过赔钱的纪录。索罗斯的投资理论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市场行情则是涨久必跌，跌久必涨，他只要能够掌握到其中的契机与矛盾，在国际金融市场就可无往不利，这也就是他著名的“错误理论”“大起大落理论”。而他最著名的战绩是他在1992年利用欧盟各国之间在迈向统一大业之途中的矛盾，大力放空意大利里拉与英镑等相对弱势货币，造成欧洲汇率危机，进而迫使里拉与英镑相继脱离欧洲货币机制。当然，他也自其中大捞一票。索罗斯在国际间建立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洛。他通过投资与慈善活动与各国政要建立良好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获得由其他一般管道无从得知的消息，在市场上进行炒作。而国际金融界有些人士也因此指责索罗斯所从事的根本就是内线交易。
巴菲特与索罗斯可说是当前全球投资热潮中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前者是注重基本面，做长不做短的保守派，后者则是强调消息面，逮到机会一心要大捞一笔的豪赌派。至于他们两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纵横术到底孰优孰劣，或许由他们在《福布斯》杂志上的排行榜可一窥端倪。
索罗斯该不该骂？
《南华早报》方思涌评马哈迪尔骂索罗斯一事：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不稳，索罗斯是否罪魁祸首，目前还难以断定；但货币投机是防不胜防的活动，有关国家必须妥善管理本身的财经制度，才能使投机者无机可趁。在最近这阵东南亚货币危机声中，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多次抨击著名货币炒家索罗斯。开始时是旁敲侧击，后来是指名道姓，直指他破坏各国的经济。最强烈的一次抨击是在8月的一个星期六。马哈迪医生说，索罗斯一面声称要维护人权，一方面却使整个区域国家的经济受到破坏。他还说，“我们努力了三、四十年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才能达到今日的水平，突然却有人挟著数十亿美元，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摧毁了我们的成果”。以一国首相之尊，马哈迪医生一再对一个有头面的人物痛加斥责，这可显出可爱的性格。由此也可看出，这次的货币危机对有关国家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在马哈迪医生投下重磅的攻击之前，其他受害的国家如泰国也曾几次指认索罗斯是这次投机活动的罪魁祸首。虽然索罗斯矢口否认有这回事，甚至美国政府也替他辩护，他这么成为千夫所指，要说完全和这类活动毫无干涉，似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尤其是他在过去已有前科，在1992年的英镑事件和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中，他都插有一手。
索罗斯这么一挨骂，在本地区的名气骤然大起来了。我说是本地区，那是因为他在西方世界本来就是来头不小的人物，只是因为他这次“眷顾”到本地区来，才格外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马哈迪医生提到他既要维护人权，又破坏其他国家经济，更令人对他的双重面目感到兴趣。
其实，只要开启网际网络，就可找到许多有关索罗斯的资料。我这里先抄出一段有关他的生平，“索罗斯在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47年移居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他到美国。自此通过他自己设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基金累积大量的财富”。后面的一部分则叙述这个有犹太血统的金融家在求学期间深受哲学家卡尔．波珀的影响。因此在发了财之后也变成了慈善家，鼓吹“开放社会”的思想。先后在三十几个前共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立基金。为了推展“开放社会”运动，这些基金每年拨出三、四亿美元在教育、文化和社会方面从事改革工作。
对于什么是“开放社会”，索罗斯这么说：“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都可有不同见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来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如果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也可看出，索罗斯的所谓“开放社会”，事实上是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人权异曲同工的。因此，在索罗斯的言谈中，人权是个常见的词汇，也因为这样，索罗斯今年1月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演讲中，强烈批评缅甸的军人执政团是残暴的独裁者，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到缅甸投资，呼吁游客不要到缅甸去旅游。像这类社会活动，索罗斯是大张旗鼓的干，发布的资料有如汗牛充栋。可是，这些是在他腰缠万贯之后才兴起的雅兴。他的真正事业是搞投资和投机买卖，他旗下的匡特姆（Quantum）基金拥有120亿美元的资金，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交易，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表现还是同业中的佼佼者。凡是投资基金，它们的投资活动其实和投机只是一线之隔。长期把钱投在某一个地方，可说是投资；投资变成短线时，就是投机，特别是在货币市场上，两军对垒时，都是速战速决，更说不上什么投资了。这些年来，由于索罗斯已到富可敌国的地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一听到他的名字都无不特别打起精神来。索罗斯出道很早，不过，他的名字之所以响亮，则拜赐1992年和英格兰银行的一役。当时，在不足几天的时光里，英镑在他的强力出击下连连败退，一举给他带来10亿美元的盈利。过后，在墨西哥货币危机，还有这次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事件中（特别是在泰国先掀起第一波时），都有索罗斯的影子在里头。当然，不像他的慈善事业那样可到处吹嘘，资料唾手可得，索罗斯的买卖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这倒不是说他的勾当是非法的事实上，那是绝对合法的。可是，鉴于商业理由，却非要保密不可。所以，人们不仅不容易找到匡特姆基金的资料和动向，如果它在市场上有什么动静，也是等到真相大白时才让人恍然大悟。
从最近几年历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来看，这种投机活动所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以马来西亚来说，中央银行耗用了几十亿的储备，还只能使马币苦苦守在低水平。在一个星期间就跌了5%。而国内的利率却上升到双位数的水平。单是看这几个数字，就可看出大马为这场货币战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简单的说，投机者是乘人之危下手的，就像是病菌在人体虚弱时侵入体内一样。由此也可看出，马哈迪所说的是发自受害国的心声，索罗斯该不该骂，答案昭然若揭。
当然，如果索罗斯不认帐，而且又无从证明是他干的，那就有骂错人的危险。同时，骂跑了一个索罗斯，还有许许多多小索罗斯。骂了他们或者能解气，但却无济于事，骂了之后不会吓退他们。少了一个索罗斯，只要有机可趁，其他的小索罗斯还是会出现的，也不能保证事件不会重演。
实际上，除了抨击投机活动外，这次备受货币投机风暴打击的国家不妨也进行反思。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根本的因素消除投机者进袭的条件，不给投机者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对此，不言而喻的，答案就是要搞好经济，而且不只是要求经济有发展，还要使它保持稳健的发展。大凡在自由经济国家里，经济和财务上一有漏洞出现，必然会给对方下手的机会。相反的，如果经济基础稳固，储备和盈余足够，金融体系健全，就像城池固若金汤，敌人见了往往也会知难而退。
可是，在理论上，每个国家都希望把经济搞好，只是客观事实未必能按主观的愿望发展。有时，外围的因素也影响到本国的经济。那么，在经济表现不如意时，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风雨交加的局面。面对这种可能性，当中央银行的自保能力削弱时，形势就很险恶。目前，各国除了自己奋力作战，或接受货币贬值的事实外，似乎还没有什么良方。在过去，当防卫安全有问题时，有些国家采取了集体防卫的方式；可是，在金融事业上，各国却找不到一条共同御敌之道。在此之前，东南亚国家已有墨西哥的前车之鉴，互相之间签署了联防协约，可惜的是，这类协约禁不住投机风浪的冲击而失败。8月中，亚太区11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在上海举行会议。会后虽然没有透露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应对办法，但从与会者会前会后的言论看来，显然的这个课题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另外一合作的渠道 则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在今年初所安排的协议。由25个国家提供476亿美元，成为应付货币危机的备用贷款，可是，这项计划主要是用在善后，而在危机发生时却无法产生急救的作用。不过，从这种种措施来看，经过这次东南亚所发生的事件后，国际上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也更深。人们也看出，今后的金融市场会趋于集体防卫的概，目前所进行的种种安排也正是将来一整套救市的雏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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