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要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惲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 1957 年 5 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作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5 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这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还不是平时说话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本性难移。 1958 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这也是一场蛮干！”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把。 1951 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中央部门都是摆设啊？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如此胡说八道，不下拔舌地狱才怪。

要命的还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气焰。这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 1961 年 11 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1964 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治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镪有力地宣布：“我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干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