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tom1982

老英雄新博客——万维网之父蒂姆•贝纳斯—李（Tim Berners-Lee）

蒂姆•贝纳斯—李（Tim Berners-Lee）终于开始博客了，这在博客界也是一件事情，不少博客作了报道。毕竟，蒂姆•贝纳斯—李堪称互联网革命最大的功臣。

互联网无疑是工业革命及电脑普及之后最大的革命，而奠定这场革命的基石——最重要的技术就是万维网（WWW）。互联网之父有很多位，谁是谁非的争论异常激烈，至今难以定论。但是，万维网的设计师却只有一位，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染指，这个人就是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他的“万维网之父”头衔无可厚非。

“如果计算机和网络是一门传统的学科，那么伯纳斯－李就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原Novell公司总裁、现Google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说。

令人诧异的是，尽管互联网是全球IT中心——美国的产物，但是蒂姆·伯纳斯－李却不是出现在这里，而是在IT的边缘地欧洲；他不是在大公司完成这项历史性的创新，而是在一家实验室；他也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自由职业者；他甚至不是一位博士硕士，而仅仅是牛津大学皇后学院的学士。

【引言】

国画，也叫中国画，顾名思义，就是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而画出来的画。中国的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画的基本常识：

　　相对西洋画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而西洋画呢？则讲求“以形写形”，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也注重“神”的表现。但它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这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画与西洋画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还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科、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工笔就是用画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称“工笔”。而写意呢？相对“工笔”而言，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的运用。

　　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而中国画中的畜兽、鞍马、昆虫、蔬果等画可分别归入此三类。

　　中国画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机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谈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谈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

　　以上谈的中国画的特点，主要是指传统的中国画而言。但这些特点，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国画和西洋画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点，这和作画的物质基础，即工具和材料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画用工具和材料吧。

　　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基本上是由笔、墨、纸、砚来构成的，人们通常把它们称为“文房四宝”，大致是说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上都是或能书，或能画，或既能书又能画的，是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件宝贝的。
文房四宝——笔
　　我们先说笔。在林林总总的笔类制品中，毛笔可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了。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魁力。不过由于毛笔易损，不好保存，故留传至今的古笔实属凤毛麟角。毛笔的制造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战国时，毛笔的使用已相当地发达。中国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古笔的品种较多，从笔毫的原料上来分，就曾有兔毛、白羊毛、青羊毛、黄羊毛、羊须、马毛、鹿毛、麝毛、獾毛、狸毛、貂鼠毛、鼠须、鼠尾、虎毛、狼尾、狐毛、獭毛、猩猩毛、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胎发、人须、茅草等。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从笔管的质地来分，又有水竹、鸡毛竹、斑竹、棕竹、紫擅木、鸡翅木、檀香木、楠木、花梨木、况香木、雕漆、绿沉漆、螺细、象牙、犀角、牛角、麟角、玳瑁、玉、水晶、琉璃、金、银、瓷等，不少属珍贵的材料。从笔的用途来分，有山水笔、花卉笔、叶筋笔、人物笔、衣纹笔、设骨笔、彩色笔等。

　　最早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之前。西周以上虽然迄今尚未见有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的甲骨文等上可觅到些许用笔的迹象。东周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其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笔，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秦笔，及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甘肃省武威市、敦煌市悬泉置和马圈湾、内蒙古自治区古居延地区的汉笔，武威的西晋笔等都是上古时代遗存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现在我们常见的品种有“石獾”、“狼毫”、“兰竹”、“叶筋”、“红毛”、“羽箭”寺，其笔型大小不一。软毫笔，一般是用羊毫加工制成，特点是柔软、含水量大。大小型号，品种也很多，大型的如“提斗”、“抓笔”等，中小型的如“鹤劲”、“鹤脚”等等。兼毫笔，是用硬毫与软毫相间制成的，刚柔适中。我们现在常见的如“紫毫”，大中小“白云”等。笔分长、短、大、小，运用起来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如画大幅的画用大笔，画小幅的画用小笔。这些都是一般的规律，但又不能拘泥，如有的画者爱用羊毫，有的爱用狼毫，也有的爱用大笔作小画，认为这样能收到意酣墨饱的效果。
　

文房四宝——墨
　　墨给人的印象似稍嫌单一，但却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用品。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墨的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作为一种消耗品，墨能完好如初地呈现于今者，当十分珍贵。

　　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做为书写材料。墨的发明大约要晚于笔。史前的彩陶纹饰、商周的甲骨文、竹木简牍、缣帛书画等到处留下了原始用墨的遗痕。文献记载，古代的墨刑（黥面）、墨绳（木工所用）、墨龟（占卜）也均曾用墨。经过这段漫长的历程，至汉代，终于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右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

　　从制成烟料到最后完成出品，其中还要经过入胶、和剂、蒸杵等多道工序，并有一个模压成形的过程。墨模的雕刻就是一项重要的工序，也是一个艺术性的创造过程。 墨之造型大致有方、长方、圆、椭圆、不规则形等。墨模一般是由正、背、上、下、左、右六块组成，圆形或偶像形墨模则只需四板或二板合成。内置墨剂，合紧锤砸成品。款识大多刻于侧面，以便于重复使用墨模时，容易更换。墨的外表形式多样，可分本色墨、漆衣墨、漱金墨、漆边墨。

　　中国画的用墨也是很讲究的。墨分“油烟”和“松烟”两种，油烟墨用桐油或添烧烟加工制成；松烟墨用松枝烧烟加工制成。油烟墨的特点是色泽黑亮，有光泽：松墨的特点是色乌，无光泽。中国画一般多用油烟，只有着色的画偶然用松烟。但在表现某些无光泽物如墨蝴蝶，黑丝绒等，也最好用松烟。中国画的墨，一般是加工制成的墨锭，我们在选择墨锭时，就要看它的墨色。看墨泛出青紫光的最好，黑色的次之，泛出红黄光或有白色的为最劣。磨墨的方法是要用清水，用力平均，慢慢地磨研，磨到墨汁浓稠为止。用墨要新鲜现磨，磨好了而时间放得太久的墨称为宿墨，宿墨一般是不可用的。但也有画家喜用宿墨作画，那只是个别的。

　　我们现在有多种书画用墨汁，如“中华墨汁”、“一得阁”、“曹素功”等，可以代墨使用。一般来说，画工笔，最好用研磨的墨，写意画，因用墨量大，可用书画墨汁。

　　说到中国画的用墨，还需说说中国画的用色。“文房四宝”中的墨，就应该包含有色的意思，因为色也是中国画的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色在绘画上我们又把它称为颜料，中国画的颜料与西洋画的颜料是不同的。西洋画的颜料都是化学品。中国画的颜料有两种性质，使用起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一种是植物质的，如花青、滕黄、胭脂、牡丹红等，性能是透明、质细，但年久会褪色；另一种是矿物质的，如朱砂、朱漂、头青至三青、头绿至三绿、赭石、石黄、白粉等，性能是不透明，有覆盖力，年久不褪色。中国画的颜料比西洋画的颜料种类简单。但给人的感觉却不同，它们使中国画的色彩具有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今天，中国画家们为了更丰富地表现生活，也兼用了一些西洋画的水彩、水粉颜料，但这只可适当的搭配，一定要保持中国画的色彩特点；如果西洋画的颜料用过了头，就不像中国画了。
　

文房四宝——纸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经为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立下了卓著功勋。即使在机制纸盛行的今天，某些传统的手工纸依然体现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焕发着独有的光彩。古纸在留传下来的古书画中尚能一窥其貌。

　　在纸张发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是采用什么来作为记事材料的呢？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最早的人们是采用结绳来记事的，遇事打个结，事毕解去。后来又在龟甲兽骨上刻辞，所谓“甲骨文”。在青铜产生以后，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义，即“金文”或“钟鼎文”。再后，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同时，有的也写于丝织制品的嫌帛上。先秦以前，除以上记事材料外，还发现了刻于石头上的文字，比如著名的“石鼓文”。

　　一般人们皆知，纸是在东汉由蔡伦发明的。但近年的考古发掘，却对此提出了疑问。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进展，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被发现，其中也不乏纸的遗物。这些右纸均据其出土的地点而被冠名。

　　从目前出土古纸自身的年代顺序，可以分别排列为：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这些纸不但都早于蔡伦纸，而且有些纸上还有墨迹字体，说明已用于文书的书写。

　　中国古时候绘画多画干帛和绢上，其实帛也是一种绢类织物。画画用的绢是特制的，现在有一些工笔画家还喜欢用绢作画。大约到了宋元时代，人门才开始大量用纸作画。绢和纸各有特点，纸是植物制品，绢是丝织品，笔墨画在纸上，容易表现出笔墨和色彩的变化。画在绢上，其画的光洁度就更强一些。我们现在主要是用纸作画，一般是宣纸。宣纸分生宣和熟宣两种。熟宣是用矾水加工过的，水墨不容易渗透，在上面可以工整细致地描绘，反复地上色，因此像绢织物一样，适合于画工笔画。现在常用的熟宣有“冰雪宣”、“蝉衣笺”、“云母宣”等。生宣是没有经过矾水加工的，水墨容易渗透，落笔为定，无从更改，而且渗透开来，能产生丰富的笔墨变化，所以写意画多用生宣。常见的品种有“净皮”、“棉料”、“棉连”等。

　　除宣纸外，有的画家还喜欢用皮纸作画，皮纸又称高丽纸，它的性能与宣纸相似，但价格却便宜得多。所以，初学画的人也常用这种纸。
　

文房四宝——砚
　　砚，是磨墨用的。要求细腻滋润，容易发墨，并且墨汁细匀无渣。砚也有石砚、陶砚，砖砚、玉砚等种类之分，最负盛名的是广东产的端砚和安徽产的歙砚。不过，作画用砚，也不一定那么讲究，一般选择那种石质好，砚池深、稍大有盖的，研磨时发墨快、水份不易挥发的就可以了。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它们也是组成文具家族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明代屠隆在《文具雅编》中记述了四十多种文房用品，通常较为常见的有：

　　笔掭：又称笔砚，用于验墨浓淡或理顺笔毫，常制成片状树叶形。
　　臂搁：又称秘阁、搁臂、腕枕，写字时为防墨沾污手，垫于臂下的用具。呈拱形，以竹制品为多。
　　诗筒：日常吟咏唱和书于诗笺后，可供插放的用具。多以竹制，取清雅之意。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供架笔所用。往往作山峰形，凹处可置笔。也有人物和动物形的，或天然老树根枝尤妙。
　　笔筒：笔不用时插放其内。材质较多，瓷、玉、竹、木、漆均见制作。或圆或方，也有呈植物形或他形的。
　　笔洗：笔使用后以之濯洗余墨。多为钵盂形，也作花叶形或他形。
　　墨床：墨研磨中稍事停歇，因磨墨处湿润，以供临时搁墨之用。
　　墨匣：用于贮藏墨锭。多为漆匣，以远湿防潮。漆面上常作描金花纹，或用螺细镶嵌。
　　镇纸：又称书镇，作压纸或压书之用，以保持纸、书面的平整。常作各种动物形。
　　水注：注水于砚面供研磨，多作圆壶、方壶，有嘴，也常作辟邪、蟾蜍、天鸡等动物形。
　　砚滴：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
　　砚匣：又称砚盒，安置砚台之用。以紫擅、乌木、豆瓣摘及漆制者为佳。
　　印章：用于钤在书法，绘画作品上，有名号章、闲章等，多以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等制成， 也有铜、玉、象牙章等。
　　印盒：又称印台、印色池，置放印泥。多为瓷、玉质，有圆有方，分盖与身两部分。

　　中国字画可写在纸、绢、帛、扇、陶瓷、碗碟，镜屏等物之上，常见的有下列几种，壁画不入其列。

　　绢本：
　　将字画绘制在绢、绫或者丝织物上，称为绢本。古画卷本虽多，但易被虫蛀，亦被折损，反而纸本更易保存。绢本看起来较名贵，但底色不及纸本洁白。由于绢本绘画前准备功夫较多，故不及纸通行。

　　纸本：
　　中国字画用纸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容易受水的是生宣，生宣加了矾水就不易受水，是熟宣。

　　壁画：
　　古人在墓穴、洞穴、寺壁、宫廷等绘制大幅壁画，不少的壁画遗留至今，成为国宝。

　　折扇：
　　古人扇画多较细小，以便携带。但现代人多用巨型扇画做室内装饰物，所以较古人更为实用。

　　圆扇：
　　圆山多呈圆形或椭圆形，面积不大。但也有绢本、纸本之分。古代宫廷用的大扇或者掌扇，大至高于人齐，现在很少见。

　　陶瓷：
　　花瓶、杯、碟、镜屏等器皿，亦有字画制作，所用颜料及制法不同，但字画原理及欣赏不变。

　　器皿：
　　除瓷器外，如日历、灯罩、鼻烟壶甚至现代领带及衣物等，亦有以字画作装饰，而且十分流行，别具一格。西方盛行的圣诞卡等，用中国字画作图案者甚为普遍。

　　中国字画的形式多姿多彩,有横、直、方、圆和扁形，也有大小长短等分别，除壁画，以下是常见的几种。

　　中堂：
　　中国旧式房屋，天花板高大，所以客厅中间墙壁适宜挂上一幅巨大字画，称为“中堂”。

　　条幅：
　　成一长条形的字画成为条幅，对联亦由两张条幅配成。条幅可横可直，横者与匾额相类。无论书法或国画，可以设计为一个条幅或四个甚至多个条幅。常见的有春夏秋冬条幅。各绘四季花鸟或山水，四幅为一组。至于较长诗文，如不用中堂写成，亦可分裱为条幅，颇为美观。

　　小品：
　　所谓小品，就是指体积较细的字画。可横可直，装裱之后，适宜悬挂较细墙壁或房间，十分精致。

　　镜框：
　　将字画用木框或金属装框，上压玻璃或胶片，就成为压镜。现代胶片有不反光及体轻的优点。至于不反光的玻璃，不会影响人对画面的欣赏，所以很受欢迎。

　　卷轴：
　　卷轴是中国画的特色，将字画装裱成条幅，下加圆木作轴，把字画卷在轴外，以便收藏。

　　扇面：
　　将折扇或圆扇的扇面上题字写画取来装裱，可成压镜。由于圆形或扇形的形式美丽，所以有人将画面剪成扇形才作画，然后装裱，别具风格。

　　册页：
　　将字画装订成册，称为册页。近代有文具店特别将装裱册页成本，以供人即席挥毫。册页可以折叠画面各成方形，而与下列长卷有不同之处。

　　长卷：
　　将画裱成长轴一卷，成为长卷，多是横看。而画面连续不断，较册页逐张出现不同。

　　斗方：
　　将小品装裱成一方尺左右的字画，成为斗方。可压镜，可平裱。

　　屏风：
　　单一幅可摆与桌上者为镜屏，用框镶座，立于八仙桌上，是传统装饰之一。至于屏风，有单幅或摺幅，可配字画，坐立地屏风之用。

　　对于一幅传统的中国画来说，把诗、书、画、印结合起来。似乎才表现得更为完整，更有特色。诗、书、画、印结合，可以把几种艺术融为一体，相互辉映，既能丰富画面内容，又能扩大画面境界，给人以更多的审美享受。这在西洋绘画中是没有的，这是中国画的又一个特点。

　　诗、书、画、印结合，是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宋代以前，画上是很少题字的，偶然有字，也只是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写着作者小小的姓名；那时虽然也有题画诗，却不是写在画面上的。到了宋代，才有一些诗人兼书法家的画家，开始在自己作的画上书一段题记或一首诗。这样，诗、书、画开始结合起来，中国画历史发展中的文人画也开始了萌芽。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有名称，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的绘画。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继续发展，印也加入了诗、书、画的行列，于是诗、书、画、印就像四个孪生姐妹一样，形影不离地完善地结合起来了，这一艺术形式一旦出现，就被当时的画家们普遍采用。到了明情两代，文人画垄断了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善。

　　在诗、书、画、印的结合过程中，书与画的结合恐怕要比其余两种与画的结合要早得多，这是由于中国的书画工具相同，操作时又有许多共同之外的缘故。据说东汉的蔡匡就已是一个书画兼能的文人了。书画的结合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画家本人就擅长书法，是个书法家，由于书画同源，作画时便自觉不自觉地以书入画了，这既能显示画家的细致，又能表现书法家的飘逸。二是以书写款或题字在画面上，与画面形象协调搭配。这样书入了画。就成为了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构成中国画的另一种形式美。中国画中的以书写款又叫做“落款”，一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就相当西洋画中的画者的签名，表明了这幅画的所有权。其他的题字，可以绘画写一个题目，一行自己想说的话，或一首诗，一段散文。其实题字是门很有学问的艺术，要有文学修养，题字不能随随便便，题字的内容要与画面有着内在的联系，让观画者通过题字见景生情、抒发胸怀。或者引导观画者以画为桥梁，生发开去，另拓天地，感念历史的浩荡或人生的哲理。同时，题字还要考虑到字体的形式、画的内容和风格等。如一幅工笔画就不能用狂草，一幅大写意也不宜用正楷。字体的位置要恰到好处，要让人感到上去一点或下来一点，增加一个字或减少一个字都会不妙，这就是恰到好处了。总之，要求字与画面统一、和谐，增加画面的形式美。

　　诗与画的结合也是随着书与画的结合而出现的，那就是出现了喜欢作诗或作词的画家，而书法又写得不错，这样他就用不错的书法把他的诗书到他的画上了。绘画史一般把王维看成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说他是一个“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这己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不过这有赖于苏轼对他的鼓吹，苏轼也是一个诗画结合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后人又评价苏轼，说他“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这也是一个恨高的评价。看来王维和苏轼便是诗画结合当之无愧的典范。

　　诗画作为两门艺术，各有长处与短处，两者结合起来，便能取长补短。画表现的事物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要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只能选取某一瞬间的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自由驰骋，容量比画大得多。把诗与画结合起来，可以使静止的画面活跃起来，画面的容量膨胀起来。而诗也有了形象的凭借，想象的依托，因此，诗与画的结合使二者交相生辉。

　　画上题诗题款，也可以起到点题的作用。如人们面对一幅山水画或花鸟画，有时就很难猜透画者的心思，但通过画上的题诗题款，就比较容易把握作者的意图。如宋代有名的皇帝画家赵佶画的《瑞鹤图》，画上只有20只丹顶鹤绕殿飞鸣，晴空中有浮云飘动，虽然观画者可以从画中感受到一种轻盈舒朗之气，但是画家是否是要想表达出一种什么思想呢？只凭观画是很难领悟的，但是只要结合画上的题诗书款，就一目了然。原来是赵佶当政的某一夭，突然有一片祥云飘来皇宫，绕柱附殿，众人皆仰而视之。惊奇之余，又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与祥云融为一体，经久不散。从画的题诗题款中，以及已有的历史知识。

　　我们可以领悟到画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在北宋内优外息的严峻时刻，画家祈求上帝降下祥云，以挽救宋王朝的危亡。但这当然只是可怜的皇帝画家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了。

　　谈了诗书与画的结合，我们再来看看印。印，就是印章，最初只是一种信物，与画没有关系的。宋代有人开始把印押在了画上，但那也是作为一种印证之用，以表明此画的所有权。印可以是作画者的，可以是鉴赏者的，也可以是收藏者的。印没有成为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是还没有入画。到了元代，由于水墨画的兴起，占其余画种的绝对压倒优势。由于水墨画上只有黑白二色，或只是黑白的浓淡变化，显得有一些沉闷，于是一种朱文印章出现了。朱文印章押到画上已不仅仅是一种信物的标记，它已成为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起着活跃画面气氛的作用。

　　一般说来，一个中国画家的印章是很多的，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姓名章，这是画家们最常用的。古代画家的名字，别号往往有好几个；姓名章呢，习惯用两颗，白文章刻姓名，朱文章刻别号。第二种叫斋馆章，是表示画家住处的。中国古代的文人都爱给自己的住处取个什么斋，或什么馆的名。第三种叫闲章，大都是刻一句成语，格言或画家的主张，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师造化”、“行万里路”，是表示画家主张师法自然，反对刻意临摹的。如“孺子牛”、“江山多娇”等是表示一种奉献精神和反映时代特征的。但这种印章一般都要与画的内容有所联系。

　　同时，印章押在画上，还要与绘画在形式上紧密结合。印章在篆刻时讲究字体、刀法、风格，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是印在画上，就成为了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盖印的时候也要非常考究，要考虑整幅画的构图、色彩，要起到呼应、对比、配合的作用。有时候画的一面空了些，另一面又重了些，显得有些不稳，在显得空的一面适当地盖上一印，用朱红的色彩一压，画面就稳住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诗书画印的结合，还需要画家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功夫在诗外”，因此。

　　一个好的画家，不但要懂得画学，也要懂得文学、美学、甚至哲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东西。总之，要尽量地做到全面的文化修养，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中国绘画，才能使我们民族的这块瑰宝源远流长。初学绘画的朋友是必须要懂得这些的。

　　一幅完整的国画，需要使其更为美观，以及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是高不开装裱的。因为中国画大多画在易破碎的宣纸上或绢类物品上的。装裱也叫“装磺、“装池”、“裱背”，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保护和美化书画以及碑帖的技术，就像西方的油画，完成之后也要装进精美的画框，使其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美感。

　　装裱还可以分为原裱和重新装裱，原裱就是把新画好的画按装裱的程序进行装裱。重新装裱就是对那些原裱不佳或是由于管理收藏保管下善，发生空壳脱落、受潮发霉、糟朽断裂、虫蛀鼠咬的传世书画及出上书画进行装裱。经过装裱的书画，牢固、美观，便于收藏和布置观赏。而重新装裱的古画，也会延长它的生命力。古人说：“古迹重裱，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

　　那么中国画装裱的程序是怎样的呢？一般是先用纸托裱在绘画作品的背后，再用绞、绢、纸等镶边，然后安装轴杆成版面。传统的装裱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成品按形制可分为挂轴，手卷，册页三大类。原裱的绘画不论画心的大小、形状、及裱后的用途，都只有托裱画心、镶覆、砑装三个步骤。只是画心的托裱是整个装璜工艺中的重要工序。而旧书画的重新装裱则就相当困难了。首先要揭下旧画心，清洗污霉，修补破洞等，再按新画的装裱过程重新装裱。

　　我国的装裱工艺是伴随着中国绘画的历史而产生的，从现今保存的历史资料看，早在1500年前装裱技术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对于装稼浆糊的制作、防腐，装裱用纸的选择，以及古画的除污、修补、染黄等都有文字记载。到了明代，周嘉胄著有《装璜志》，清代周二学著有《一角篇》，均是我国系统论述装裱的专门著作。

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和题材的不同来划分的。而中国画中的畜兽、鞍马、昆虫、蔬果等画可分别归入此三类。 栩栩如生的人物画 　　人物画是中国画的三大画科之一，从人物画的题材来说，不外乎表现历史人物。宗教人物和现实人物三种，从人物画的艺术手法来说，有工笔重彩、写意、白描等形式。下面我们就根据历史的源流，来看看中国人物画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人物画起源于何时呢？这在历史研究中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具有中国人物画模型的是战国时代的两幅帛画。一幅是1949年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龙风帛画》，另一幅是1973年在长沙另一楚墓中出上的《人物御龙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幅人物画。这两幅帛画，用线描造型，笔致圆转流畅，形象刻画生动，人物都为正侧面，体型修长，基本比例正确。《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妇女，显得庄重肃穆，画得较为朴拙、天真、富有浓厚的装饰性；《人物御龙帛画》中的男子，气宇昂然，神情安详，从容不迫，他那微微向后用力的姿态，正好与龙的奋力向前形成对照，表现得非常微妙。这两幅画的艺术性，在早期中国绘画中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也说明，中国绘画的起源，应该推到战国前很远很远的时代。 　　战国之后，进入秦汉时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已经形成，国势强盛，经济繁荣，人物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汉统治者为了表彰功臣，激励后生，专门修盖了表彰功臣的建筑，称为阁，在阁的周围四壁画上历代功臣的画像，人们以此为荣。那些王公大臣有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地方机关也跟着效仿，在衙署里也画上历代地方官的肖像。生前往的房屋有画，死后的墓室也有画。在有地位的大臣的墓室四壁，也多画着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况，而有的官僚甚至在自己死前就修好墓，并把自己的肖像画刻在正壁，旦自提赞颂之词。这一切，都促进了肖像画、人物画的发展。秦汉绘画一如它所处的时代那样，无不具有活泼的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大动乱、大灾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被松弛，文人开始有了较多的思想自由，艺术要表现主观情趣的要求被突现出来。画家们已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外形，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来。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明确提出了“以形写神”的主张，使人物画向着“神形兼备”的正确道路发展。 　　顾恺之，东晋无锡人，出身世族家庭。少年时代就以其天才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而闻名。后来当过世族军政集团的大司马参军，又担任了皇帝的“散骑常侍”。他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专业画家，当时的人就称他是画绝、才绝、痴绝。这充分肯定了他在绘画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横溢才华，同时也披露了他同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的“任性放达”，超越世俗的虚静态度和心胸。 　　根据古书记载，顾恺之的作品是很多的，《贞观公私画史》著录的共17卷，可惜都已失传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都是后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以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为脚本加以描绘的，它描绘了诗人曹植在洛水上，遇见了已成为洛神的旧日恋人的情景。在这幅画中，画家巧妙地再现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实质，他把那位似来似去、飘忽不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绘得非常娴雅而传情；而处于惊疑、恍惚中的曹植，在洛水之滨与洛神遥遥相对，留恋徘徊可望而不可及的样子，也十分传神，透出无限的惆怅和哀伤。《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女史箴》的文章的意思来画的长卷。《女史箴》一共九段，内容是宣传封建礼教、赞扬古代宫廷妇女的节义行为，实际上是巩固封建秩序的道德箴言。 　　但是，画卷中的人物是画家所熟知的贵族妇女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古代贵族妇女生活的一些片段，人物的身份、仪态也掌握得很有分寸。这幅名画有两种摹本，宋代的摹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隋代的摹本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被掠去，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到了隋唐时代，随着社会安定，经济高度发展，人物画也得到提高。隋唐绘画中以人物画和道释人物画为主流，成就最为辉煌。特别是唐朝，真是名画与名画家辈出，我们这里介绍四个著名的唐代画家。 　　首先是初唐的阎立本。他是今陕西临潼县人，出身贵族，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很善画，井供职于朝廷，所以他在艺术上的道路受家庭影响不小，阎立本一直追随唐太宗李世民，为初唐的政治事业和政权巩固的需要高唱赞歌。据记载，他曾画过许多开国立业的功勋大臣们的肖像，但他在绘画史上最为有名的还是他的《步辇图》。 　　《步辇图》以641年唐太宗派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松赞干布联姻的事件为背景，选择了唐太宗在众侍女的簇拥下端坐在步辇车上，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迎亲使者的场面加以描绘，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情节，画家依靠神情举止、容貌服饰，生动地刻画了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精神气质。唐太宗的威严和睦，吐蕃使者的敬畏恭谦、礼仪官的肃穆、官女们的顾盼，气氛亲切融洽，却又严肃庄重。是一幅成功地描写古代吐蕃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画卷。 　　初唐之后，进入盛唐，又出了个有名的画家，叫吴道子。吴道子是今河南禹县人，他与其他出身贵放的画家不同，他出身贫寒，旱年浪迹洛阳，后去当了画工和雕塑工，但他刻苦好学，很快就脱颖而出，才艺出众，被唐玄宗召入宫中，授以“内教博士”等职衔。 　　吴道子以绘制宗教壁画和宗教人物画而著称。据传他画的宗教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的寺院道观中就有300多幅。而《地狱变相图》，是他佛教画方面的代表作品，被评之为“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竟使有些杀生为业的屠户和渔夫，也“见之而畏罪改业”。这说明画家观察的敏锐，造型的夸张，技巧的精湛，确有独到之处。而且吴道子的绘画技巧还惊人地熟练，据说他画丈余的人像，可以从手臂或脚部开始，都能画出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画佛头部的圆光，转臂运笔，一笔而成。更绝的是他画人物的衣带，飘飘欲举，让人有微风拂面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之誉。 　　吴道子之后，到了中唐，张萱和周肪成为这一时代的名画家。张萱是宫廷画家，他的人物画多以豪门贵妇和宫女为对象，代表作品有《捣练图》和《貌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描绘的是一群正在制作丝绢的贵族家庭妇女的真实动人场面。《孜国夫人游春图》是画的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与一群侍女乘马结队郊游的奢华场面。周肪，曾是张萱的学生，也多以宫女和贵妇人为描绘对象，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萱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等。张萱和周肪同被称为仕女画家。 　　唐以后，是五代、两宋时期，人物画无论从题材或技法方面看，都向多元化发展。而随着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反映世俗生活的作品也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画家，我们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五代的名画家顾闳中和宋代名画家李公麟。 　　顾宏中是江南人，五代南唐的画院画家，他擅长人物画，设色浓丽，善于描摹神情意态。他最为著名的画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幅《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本是北方后唐豪族，但由于唐政权内部的争杀，他投奔南唐，原想依靠南唐主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初曾被重用，而后又由于南唐结党相争，国势不振，韩熙载的地位也升迁不定，根本无法施展抱负。于是他只好“纵情声色”，日日夜宴，以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来麻醉自己。据说后来南唐后主想起用他，但又下放心，便派官庭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府，窥视其夜宴的情况，于是画家目识心记，回来凭记忆画成了这件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由听琴、观舞、休憩、赏乐和调笑等五个既可独立成章，却又相互关联的片断组成画卷，画面表现出这样的场面，面阔肩宽、高冠长髯、表情沉郁的主人公，正在与满堂宾客和声伎们听琵琶演奏。 　　画家在画卷中细腻地描绘了众宾客与女伎们的听音乐跳舞、休息调笑的各种场景，画中乐曲悠扬、舞姿曼妙、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更突出了主人公的心事重重、抑郁无聊的精神状态。 　　五代称为人物画大师的有顾闳中，而宋代人物画大师则首推李公麟。李公麟是安徽舒城人，年轻时曾任过地方上的小官，后来厌倦仕途，隐居在一个称为龙眼山的地方，自号龙眼居上。 　　据记载，他的学识修养极深，精于文学书画，还善于鉴别古器物，他在绘画上表现范国之广阔也是历代文人画家少有的。据说他对道释人物、鞍马、宫室、山水、花鸟都是无所不能。《宣和画谱》说他能“集众所善为己有，更自立意，专为一家”。不过，他在绘画上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人物故事画中注入了文人的意趣，对作品主题进行了深入挖掘，表现出了深刻见解。李公麟的传世作品有《推摩洁图》、《五五图》、《西圆雅集图》、《临韦偃放牧图》等。 　　在宋代的画家中，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物，就是张择端。 　　因为他是以反映城乡“市井小民”生活为题材的风俗人物画的杰出代表。他原籍山东诸城，早年游学汴京，后来在画院任职，自成一家。他的艺术成就，历来不被士大夫评论家所重视，因而有关他的史料极为稀少。所幸的是他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完整地保存至今。才确立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和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市俗人事，画面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从总体来看，可分为郊野、汴河、街市三大段。首段描绘城郊农村清明时节的田野景色：疏林薄雾掩映着农舍酒家，阡陌纵横、田亩井然。行人往来于途，或乘骑闲览，赏春踏青，或驱牲赶路。 　　以谋生计。中段画的汴河。河面宽阔，水势清缓，几十艘货船散布其间，或沿岸停泊，或驶于中流。一座巨型的木拱桥横跨河上，宛若一道飞虹，将两岸街市相连，有人称它为“虹桥”。 　　后段则是描写汴梁街市的景况，城内街市交错纵横，房屋鳞次柿比，酒楼店铺百肆杂陈，招牌幡幔目不暇接，饮食百货应有尽有。把北宋未期工商业发达的面貌，以及隐藏在这种繁华景象背后的那种有困者酒楼欢宴，劳苦者辛勤操作的贫富差别，表现得淋漓尽致。《清明上河图》通过这样三段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画面，从商业、交通、漕运、建筑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角度，集中体现了12世纪我国的都市生活面貌，为我们考据研究宋代社会提供了一件具有综合性价值的形象化资料。 　　《清明上河图》被历代的鉴藏家们辗转收藏，多次幸免于难。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两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宋以后，进入元代，绘画艺术受到打击，聚集了许多画家的南宋画院也解体了，这个时代文人画兴起，画家们大多回避现实，把描绘对象转向那些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很少有人再画人物，因此可以这样说，人物画在元代就开始衰落了，甚至影响到以后的明清时代。纵观元、明、清三代，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人物画家可以说是寥寥可数。只是在明清之际，历经了明清两大社会生活的大画家陈洪绶，以其独立坚强的性格和行动，又使中国传统的人物肖像画在画坛上放出异彩。 　　陈洪绶，浙江诸暨人，据说他从小就显示出相当的绘画天才，4岁时就画有关羽拱手立像，14岁时就可悬画市中卖钱。年轻时他本想通过科举在仕途上大显身手，但却屡试落第。可统治者却发现了他的艺术才华，44岁时被崇帧皇帝召入宫，临摹历代帝王图像，这使他受益匪浅，他的画也开始名声大震。明朝灭亡之后，他深感亡国之痛，曾一度皈依佛门。晚年，他性情变得放纵狂怪，时而吞声饮位，时而纵酒狂呼，在他55岁那年，这位明清时代难得的人物画大师，在凄苦悲愤中死去。 　　明清之后，中国画走进了近代中国社会。随着西方异质文化的潮水般的冲击，中国绘画也开始容纳了一些西洋绘画的特征，特别是在人物画方面，人们开始在透视、人体解剖、明暗关系、色彩变化等方面吸收西洋画的表现方法，使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的山水画 　　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山川之妙并能为人类寻求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前面我们在人物画一节中已谈到，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 　　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 　　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 　　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选自10月份出版的新书《21世纪的书》（方兴东、杨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自由软件运动的《圣经》

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运动都需要一个理论家，需要一份纲领性的文献，起到真正的“画龙点睛”的神效。除了架构极具思辩力和逻辑性的理论体系，更需要激发起人们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为同行者的士气传递极具煽动性的烈焰。目前，这场正在颠覆软件业传统商业模式的自由软件运动也不例外。

自由软件精神领袖当然是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这位自由软件基金（FSF）的创始人，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一个活脱脱的现代都市里的野人。这位革命家又太“不食人间烟火”，太追求这场运动的神圣性和纯粹性，一心渴望成为软件领域的耶稣基督。太超凡脱俗，而且，除了提出核心理念外，斯托尔曼缺乏著书立作的能力。这些局限，使得埃里克·雷蒙德（Eric S. Raymond）脱颖而出，担当了这个角色。如今，他已经成为开放源代码运动（脱胎于自由软件运动）和黑客文化的第一理论家，不可动摇。

在自由软件启蒙阶段，埃里克·雷蒙德以如椽之笔呼啸而出，其核心著作被业界成为“五部曲”：《黑客道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ackerdom）、《大教堂和市集》（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如何成为一名黑客》（How To Become A Hacker）、《开拓智域》（Homesteading the Noosphere）、《魔法大锅炉》（The Magic Cauldron）。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大教堂和市集》，它在自由软件运动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经》。而用黑客们的话说，这是“黑客藏经阁”的第一个收藏。

《大教堂和市集》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次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将自由软件和商业封闭软件之间的区分开来。“我一直想找一个比喻，能够强调我所发现的在两种开发模式中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一种是封闭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开发模式，反映一种由权利关系所预先控制的级权制度；而另一种则是并行的、点对点的、动态的开发模式。”这个比喻诞生了：前者就是封闭的大教堂模式，后者就是开放市集模式。他以极强的说服力，说明了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乌托邦的理想，而是在开发模式上真正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微软的模式就象是艰难而缓慢的大教堂建造工程。这种大教堂的方式在修补软件“Bugs”，保障软件质量方面明显失效。而自由软件则仿效了自由集市的模式。在集市里，公开源代码的程序随时随地地暴露在千万名程序员的眼皮底下，使“Bugs”无处藏身，并能随时修改。这种一边开发、一边调试修改的同步方式比大集市的“α测试、β测试”方式先进得多。用最形象的比喻就是，自由软件模式的核心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雷蒙德的这句话更成为经典：“如果有足够多的眼睛，所有的错误都是浅显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把这称为“Linus定律”。 

从追随者到领导者

1957年，雷蒙德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正好就是黑客文化发源地MIT的所在，也是斯托尔曼发动自由软件运动的大本营。但雷蒙德从小就跟随父母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走，13岁之前已经忘掉了两种语言。1971年，他回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76年起开始接触黑客文化，1982年完成第一个开放源代码软件项目。雷蒙德不是光说不练的笔杆子，他INTERCAL编程语言的主要创作者之一，曾经为EMACS编辑器作出贡献。雷蒙德还是著名的Fetchmail程序的作者。最近他还编写了一个最初用于Linux内核设置的设置程序。

1990年，他编辑了《新黑客字典》。从此对黑客文化着迷，成为黑客部落的历史学家和黑客文化的学者，1996年写成了《黑客道简史》。他开始把自己定位于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的行为及整个社会，研究人类文化的形成、文化的作用方式、文化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以及人类如何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等。我考虑最多的是有关计算机黑客的文化，更多地集中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而不是他们的高超技术和程序。”

Linux来了，Linux点燃了自由软件运动的烈火。人人被激励起来，敏锐的雷蒙德当然更加激动，1997年5月，他完成的《集市与教堂》在Linux Kongress上发表，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大教堂和市集》主要面向编程人员和技术人员，当然充满了技术术语。但是，“在书中许多涉及技术问题的地方我都标明了“如果您不是技术行家可以略过此处”。除此之外，我还特意删除了那些有可能读起来比较晦涩的地方。我希望《大教堂和市集》这本书有血有肉、富有刺激性并能够启发人们思索。尽管我不知道在公开场合下说这些话是否合适，但是事实是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个称职的作者，能够将技术问题阐述地足够生动、有趣以吸引非技术类的读者群。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我确实体验了不断挑战困难的乐趣。”

除了理清理论体系，在这本书中还提出很多精辟的预言。最大的成就就是1998年促成了网景Mozilla成为开放源代码软件，标准着主流商业界第一次全面认同了他的理论。因为写作此文，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1998年2月3日，硅谷的一次会议上，“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由第一个参与者在会上提出，后来发展成为开源运动，并最终成为开源的发起组织。雷蒙德成了领导这场运动的理论家，成为开放源代码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开始有了自己的正式组织和明确的市场战略。

同时，也是雷蒙德的努力，首次在网上披露了臭名昭著的微软“万圣节文档”。这份微软内部机密文件第一次全面披露了微软对自由软件的真实看法，在IT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微软公关的“一大噩梦”。微软对Linux等自由软件的敬畏和赞美，为这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最佳作用！

自由软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道扬镳

在业界的活跃程度，雷蒙德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雷蒙德与斯托尔曼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自由主义者，是优秀的演说家和煽动家，都富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都不注重物质生活，热爱编程和写作，都由迷恋黑客文化而成为一个另类的黑客。因此，当斯托尔曼在80年代初启动自由软件运动时，雷蒙德很快受到感召，投奔斯托尔曼的门下，成为了FSF最早的撰稿人之一。

但是，雷蒙德与斯托尔曼又有区别：如果说斯托尔曼天生就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家，那雷蒙德如他自己所形容：他是一个类似火把、医生、宣传员、大使、福音主义者一类的人物。但本质上，更是一位时刻停留在角斗场中央的“斗士”。有着强烈的写作冲动，外向型的性格，喜欢与媒体打成一片，他的曝光率和“出镜率”无疑是所有黑客中最高。与埋头苦干和默默感召相比，他更需要时刻站在屋顶大喊，不断向世人发出信息；与纯粹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相伴，他更喜欢和记者和总裁们打成一片；与封闭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自娱自乐，他希望把新的理念带到华尔街，让资本市场也为之倾倒。

显然，他比斯托尔曼更加入世、务实。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对于一场革命运动而言，这种入世意味着更强大的战斗力。要在现实的世界取得真正的胜利，不得不学会妥协，在某种程度上与商业力量“同流合污”。

因此，雷蒙德与斯托尔曼注定了不能成为软件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最终分道扬镳。尽管，雷蒙德宣称，他和斯托尔曼已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他们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但他们只是讨论问题罢了。但事实上，你很难见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合作，哪怕是一次合影。他们之间的分歧最终引发了道路之争，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变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自由软件运动的裂缝由此产生。

雷蒙德认为，“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词不达意，给大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原因在于“自由软件”这个词很容易就与对知识产权的敌意、共产主义和其他激进的观点联系起来，几乎不可能让大企业的CEO和CIO们喜欢，更容易把投资者吓跑。于是，他举起了“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的大旗，用以替代“自由软件”。

雷蒙德认为两者的核心是兼容的，如同《大教堂和市集》一书的要旨一样：为了产生高质量软件的最好办法，将源代码向整个世界完全开放，软件开发应当由一群相互独立工作的黑客在一种全开放的氛围中协作进行。这样的工作模式能把软件作得最好，能比商业软件更棒！“在解决问题方面，没有任何商业性开发者可以与Linux社团的头脑库相匹敌，因为很少有人能负担起雇佣200多个为fetchmail出过力的人!”

但是，斯托尔曼不喜欢实用主义的辩词。他认为，虽然两者都是开放源代码，但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软件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计算机用户都应该享有相互协作、共享，以及拷贝和交换源代码的自由。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雷蒙德打出的“开放源代码”新旗号，目的就是要与斯托尔曼划清界线。在自由软件如火如荼，商机无限盛开之极，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斯托尔曼“吓跑”，他们还得联起手来，将斯托尔曼屏蔽起来。

《大教堂和市集》是鉴别“真伪”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个商业主导的时代，胜利者当然是讲究实际、注重实效的雷蒙德。的确，在自由软件发展的关键时刻，人们更多关注它势不可挡的成功势头，而对道路之争不感兴趣。一个是策动自由软件的“原教旨主义者”，一个是把自由软件汇入商业化大潮的“修正主义”，他们之间你争我夺，誓不两立。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回事情，都是对现有商业软件封闭模式的共同反叛。因此，在我们眼里，“自由软件”和“开放源代码”是同一回事。本文中两者也不加区分。

与斯托尔曼等许多黑客一样，雷蒙德也多才多艺，不拘一格。迷恋科幻小说，是一名出色的业余音乐家，能演奏多种乐器。还是空手道黑带选手，酷爱武术和血腥暴力的射击游戏。这位“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也有出格的地方，比如他坚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中关于公民持枪械的自由，因此遭到很多黑客的反对，但他自己却十分喜欢和人争辩该议题。他目前在宾州的一家非赢利的网络公司工作，为他的从事的自由软件运动而奋斗。

作为开放源代码的纲领，《大教堂和市集》当然也是“开放源代码”，大家可以在全球各大网站查到，而且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爱好者的努力下，本文的繁体版和简体版也很精彩到位。大家可以直接用搜索引擎搜索。尽管如此，本书由Tim O'Reilly公司正式出版后，居然十分畅销。雷蒙德兴致所至，又对本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出了新的版本。

“《大教堂和市集》第一版问世的时候时间十分仓促，从头到尾只花了6个星期。这一次再版我是本着完美主义的态度来着手的，希望再版书能够成为一个精品。”看来，雷蒙德非要把它做成软件业的“圣经”不可。“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我选择了Linux，所以我已经生活在一个不会沉没的软件世界。但是，迄今为此，大多数人还没有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当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的时候，我想，就到了我考虑停止这份工作的时候了。”

在各界的大力推动下，自由软件在中国也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正如沃尔特·佩特所言“伟大的事物总在人性那儿投下阴影，在此之下它就萎缩了”。如果我们仅仅是把Linux当作一个纯粹的商品，把自由软件当作一次简单的商机，就会丧失其中真正的内涵，也会大大削弱它的力量。我们应该充分引进并汲取自由软件的传统、理论和文化，才可能使这场运动超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目前在中国，《大教堂和市集》这样重要的理论经典依然只是在民间流传，在边缘徘徊，被业界主流所忽视和冷漠。因此，可以说，与业界功利性的喧哗相比，《大教堂和市集》更是一面镜子，它的遭遇与处境，可以直接映照出中国在自由软件运动中，真正扮演了何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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