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了１０年内由百亿到『兆』（新台币）的飞速成长传奇。他的传奇，不是侥幸，不是昙花一现，更不是神笔马良，而是必然，是深厚的积累，是数十年不露声色，积蓄力量之后的大干一场。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阿里山上的神木之所以大，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决定了，绝不是四千年后才知道。
　　　　　　　　　　
 
　　　　　　　我的成功三部曲：策略、决心加方法
　　　　　　——记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毕亚军/文
 
　　从30万元台币的小小黑白电视机旋钮工厂到“台湾最大民营制造企业”，从“台湾最大民营制造企业”到“台湾最大民营企业”，再到“台湾营收最大企业”，郭台铭先生在全球性的景气低迷中征战四方、大者恒大，让企业称谓越来越短的同时，也让外界对他个人的称谓越来越简单——转眼间，就从“台湾科技首富”简单到“台湾首富”。
　　2005年，他创办领导的鸿海集团，提前3年营收突破兆元（新台币）大关，在台湾第一个完成三大洲并购的基础上，再写年营收破“兆”的历史纪录，耸立起一座更高更强的超级竞争平台。
　　这个结果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2005年年初他还说：“等营业额超过一兆，我就要走了。”并预计自己要到2008年才能实现目标，“吃了秤铊铁了心，99.9％，2008年一定交棒出去。”
　　　　　　　　　　　　　　　
　　　　　　　　　　　　　　　孤雁独自飞
 
　　常说自己是山西人的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1950年生于台湾。
　　郭台铭的父亲是警察，生活拮据，但给了下一代很好的身教：“教我们安贫乐道，不该我们的就不该去拿，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公司实习，因航运和贸易关系紧密，他利用机会，沙发，最好的是藤椅，但我们不觉得自己贫穷。”
　　这样的经历，让郭台铭贵为台湾首富后，依然每月花不到一万台币，生活十分简朴。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下碗面给自己吃。“我是山西人，吃碗面、水饺、包子，就很舒服了，一点都不觉得不好，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他说。
　　警察之子的背景，也让他养成疾恶如仇，对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个性，对几次“碰车事件”的处理就是例证：有次坐公务车拜访客户，那是他第一次有司机开车，车子被一辆摩托撞扁，他下车拿了1000元给摩托车司机去修车；有一次与中华邮政的车相撞，他看两方都有保险，就算了；还有一次，他的宾士300跟宾士500 撞在一起，立即下车决定好好算账。他说：“这就是我的个性。”
　　这样的经历和背景，更让他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郭台铭念的是船务科，1971年到台湾复兴航运公司实习，因航运和贸易关系紧密，他利用机会，掌握到许多贸易知识，而且看到贸易背后的机遇。“可是我转念一想，没有工厂哪来的贸易？”由此萌生了如有可能，要自己开工厂的念头。
　　结束实习和服役之后，机会出现在郭台铭面前。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个外商想找一家公司承接一批塑料零件的生产。确认消息后，郭台铭用母亲做标会的10万台币和几个朋友一道干了起来，并于第二年（1974）在台北注册了资本为30万台币的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　　工厂初创，连模具组都买不起。为完成定单，他四处到模具厂请人帮忙。最初，每月还有营业额8万，但很快遭遇石油危机的冲击，大环境一片萧条，小鸿海唇亡齿寒，转眼就陷入绝境。1975 年更负债累累，朋友股东们决定洗手上岸。
　　因为深信电子业在台湾大有可为，郭台铭决定独自支撑局面。他向岳丈借了70万，将公司改名为鸿海精密工业，并由先前的电视机旋钮转向生产电视机用高压阳极帽组件。
　　此时的郭台铭，就像他自己后来常常比喻的“寒冬中的孤雁”，只能在寒风凛冽中孤独展翅，依靠自己，飞出一个春天来。
　　孤独的不单是股东的撤退，鸿海没有规模和技术，郭台铭没有背景，也没有让政府心动的愿景，有的只是困难，还有小混混来收保护费。“最可恶的是，早上有人来推销消防器材，如果不付钱购买，下午就会有官员来做消防检查。”融资贷款就更是谈不上，以至于多年后，他常常笑言：“20 年前我把公司设在台北土城，就是因为土城有一间看守所，是台湾专门关经济犯的地方。要有一天我因支票无法兑现被关了，我老婆还很方便来看我，报告我公司状况，让公司继续营运。”
　　有一次，新加坡劳工部长向郭台铭请教，台湾当局用了什么政策让中小企业纷纷走上世界的舞台？他说:“新加坡把中小企业照顾得太好了，所以企业经不起大风大浪；而台湾当局什么都没有做，却让台湾的中小企业有了蟑螂一样的生存能力！”
　　靠着蟑螂一样的生存能力，郭台铭无人助，就自助。“像一个地瓜，在田里默默地长大”。坚强的带领鸿海绝地逢生，公司也因此转入赢利，到1977年时，其资本额已增加至200万台币。
　　此时，台湾经济起飞，地产和地皮价格不断上涨，他的工厂附近就有土地要出售，每坪才3800元，如果借机搞地产，肯定大赚钱。另外，制造业的蓬勃也让原料短缺，如果购买囤积，也会比代工赚得多。面对唾手可得的良机，首次拥有百万资本的郭台铭不得不仔细考虑。一贯雷厉风行的他花两个星期才定下答案，天天问自己：“我到底是以赚钱为目的，还是准备从事长久的工业?”
　　最终，他决定从事长久的工业。求人要模具的无奈，让郭台铭对自主技术刻骨铭心：要长久，就必须拥有技术。他决定用这笔钱兴建自己的模具厂，告别过去常常因没有模具而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窘境，以掌握自主权，争取更大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现在人人都会佩服的决定，但当时，却被认为是傻掉顶的一根筋。不到一年，他看好的土地就涨了10多倍，原料也是水涨船高，但鸿海刚刚建立的模具厂却让人忧心。
　　一方面是模具开发的压力，因为设备和员工都是新的，他和创业伙伴，现在的鸿海总工程师陈一飞，决定借机打破台湾模具界的“师徒制”传统，将模具的开发公式化，受到老模具师傅反对，甚至集体抗议。一方面因为模具本身没有直接利润，而且刚开始成本较高，工厂产量小，规模效应也发挥不出来。另外，优秀的人才都想到大公司去上班，没人愿意屈就于小小的鸿海，处处都是困难。
　　家庭生活也受到牵连。当时，郭台铭的儿子刚出生不久，他每天一、二点才睡，五、六点就要出门。“为了睡好，只好跟太太分房睡。儿子整整哭一个月，最后我忍不住问太太：为什么儿子一直哭？太太才跟我说∶‘你已经三个月没有拿钱回家了！’”。郭台铭回忆，当时为了节省钱，他连长途电话都要到父母家去打。有次过年，给员工发完年终奖后，只剩2000块钱，初一给父母1000、初二给太太娘家1000，初三就身无分文，一头扎进工厂中。他说：“有时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太傻。”只是“每到过年，我都告诉自己，坚持下去，一天不自我累积技术，便一天要受制于人!”
　　4年后（1980年），他得到了是不是太傻的答案。当炒地、囤原料的人，开始原地踏步或走下坡时。鸿海因为拥有同业竞争者没有的技术实力和平台，接到了第一笔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订单。
　　为进一步将模具平台的核心优势转为竞争优势，郭台铭还提出“打造先进制造力”的构想，要求鸿海“搞自主研发，不断地把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并且在这个方向上全力以赴，长期不变。”同时，还将全部利润投入到生产，以扩大产能。
　　但问题相伴而来。因为是代工，鸿海的业绩增长只能建立在委托代工企业的业绩增长之上。这样一来，为谁代工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此时，委托鸿海代工的电视、收音机制造企业却因台币快速升值纷纷倒闭。为保鸿海的生存，郭台铭首先苦练内功，控制成本，力求每个环节都以最低成本产生最大效应。其时，鸿海与美国公司的生意通过中间商完成，郭台铭希望直接与对方交易，打电话过去，说如果直接做，有“秘密武器”可把成本降到“吓死人”。客户派来代表时，他故弄玄虚似地把人带到一台刚研发成功的圆形机器面前。因为这个机器，可以利用震动来推动顶针，省掉了由人工一根一根插针的成本。
　　靠着低成本和模具的领先，鸿海在逆市和微利中赢取客户，业绩持续增长，到1982年时，还买下了自己的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