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金融时报》与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他眼中的大连软件外包业，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大连，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不仅在中国很出色，摆在硅谷也会十分抢眼，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色空间，林立的大学与技术学院，庞大的软件园区……”
　　弗里德曼所提及的“软件园区”，就是大连软件园，它正成为大连新的国际品牌形象。
　　在从北京市区通往首都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旁，“大连，中国IT外包中心”这块巨大的广告牌，张扬地向路人展示着大连的新面孔。而北京主管科技的前副市长范伯元据说曾被这块广告牌震动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增长最快的对日软件外包市场，大连拿走了将近一半。
　　“对大连而言，从没有一个产业像今天的软件产业这么争气！7年间增长50倍，销售总额突破百亿元……”被称为“软件市长”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一谈起软件就打开了话匣子，他激动地对《IT时代周刊》说：“软件外包为大连印了一张新名片。”此前，大连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足球城”和“时装之都”。
　　大连，1998年的软件业销售收入勉强凑够2亿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突破100亿元。在中国，只有10个省市超过了这个数字。1998年，大连软件出口还没有开始统计，2005年，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3亿美元……

第一章 打破陈规 官民携手

　　历史在刚开始时总是和某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欲谈大连软件，必定绕不过薄熙来。
　　10年前在大连履职的薄熙来不可能想到，10年后的大连竟然会向中国软件外包的王座冲锋。而现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他可能也无法解释，大连选择软件这条路是巧合还是必然。 
薄熙来一锤定音
　　1997年的大连，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给重工业制造基地之一的大连带来大量下岗人员。薄熙来时任大连市市长，备受困扰的他为挣扎中的大连经济到处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希冀城市经济转型。
　　同年，在接见泰国正大集团的国际友人过程中，客人建议这位雄心勃勃的市长试试软件业。薄闻之心动，于是拨出10万元资金让市计划委员会先摸摸大连软件业“家底”。
　　“软件能不能做成一个产业，大家当时眼前一抹黑。”承接这项任务的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党延忠回忆起当时的困难不胜唏嘘。
　　1997年，整个中国软件产业几无规模可言，更何况大连。虽然国家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信息化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需要”的口号，但在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24个省市中，没有一家将软件列入重要产品。因而，对薄熙来和大连而言，发展软件产业在国内没有经验可鉴。
　　一番努力之后，党延忠和大连计委递上了大连市软件产业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大连市几乎所有挂“计算机”称谓的企业都在倒腾PC，所有和计算机沾边的人员才1000多人，并且主要集中在高校。党延忠回忆，当时整个大连软件产业的产值还抵不上一家化工厂的收入。
　　没有人知道薄熙来面对这份报告时作何感想，但薄弱基础却引发了大连市官员对“做还是不做”，“能不能做成一个产业”等话题的很大争议。
　　正在此时，从新加坡访问回来的薄果断决策，提出了“建设大连软件园，发展信息产业”的构想，并很快落实到人。1998年1月，夏德仁从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任上调往大连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由他完全负责大连软件的振兴大计，他自此喜欢上了发展软件产业的梦想。
夏德仁毅然受命
　　“教授官员”夏德仁很快就遇到了问题：软件园建设耗资巨大，而大连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政府面对紧张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对软件有大规模投入（当时东软建立沈阳东大软件园就耗资5亿元）。资金成了夏德仁最大的拦路虎。
　　政府有心无力，放弃吗？夏德仁不能轻言放弃，薄熙来也不会同意。大连的软件梦想一开始就陷入两难境地。
　　怎么将软件做大为一种产业，那时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国外的印度、马来西亚，国内的沈阳、西安、上海等城市都采用软件园孵化软件公司的方式，说白了就是政府先拿钱砸，吸引企业进园，再趁机做大。大连如果也走软件园这条路，从薄熙来兜里拿钱是不行了，夏德仁不得不把目光转投到民营企业老板们的口袋里，他的思想也在高速运转。
　　政府出政策支持搭建环境，民间资本出钱建软件园。这种后来被称为“官助民办”的崭新模式已在他心里酝酿。
　　“官助民办”模式潜存有空前风险。成功则好，一旦失利，大连的软件梦想必然胎死腹中。经过一番审视，果敢的夏德仁毅然走上革新之路，决心引入民间资本。
　　建筑工人出身的亿达公司老总、房地产开发商孙荫环，在大连是传奇人物，他走进了政府的视野。1992年，孙组建大连渤海机床厂，后因从全国最著名的机床企业疯狂挖人，引发 “国企人才流失”的大讨论而名噪一时。
　　夏德仁看中孙荫环不仅因为他有钱，更考虑到他此前也有过和政府合作的经验。1993年，尚属乡镇企业的亿达总公司受大连市政府委托，包片开发了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由家村产业基地”。孙本准备把由家村变成机械加工基地，可没有企业愿意来，长期荒芜一片的由家村成了孙荫环的心病。
　　碰巧，党延忠等人对大连软件园的初步选址就确定在“由家村产业基地”。在地理上，由家村北靠牛角山，南眺国家级名胜星海湾，周边高等学府林立，本是一块风水宝地，可大片大片的荒地、杂乱的棚户区，令由家村成了“六（六个派出所）不管的弃儿”。
豁出去的孙老板
　　孙荫环在由家村产业基地项目失败后，他一度想在这块地皮上继续盖楼。然而，商机意识极强的他知道纯房地产开发时代已经过去，房地产必须和其他产业绑在一起才有前途。此时夏德仁顺势给他递出橄榄枝：“老孙，做软件吧！”
　　孙荫环真的有点心动，但政府分文不给，不光是盖楼，连开山、修路、铺管线、搬迁、种草、拉企业等本是政府干的事情都要孙自掏腰包。巨大的投资让孙望而却步。夏德仁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这样吧，你替政府做的，政府都给你记着账，然后慢慢返还。”
　　粗略计算，亿达光前3年在软件园投入就要3亿元，而当时大连整个软件产业利润加起来都不够1亿元。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产业环境的土地上建软件园，可见的是至少在3年内只能赔钱，不可见的是几个亿很可能全打水漂。更为棘手的是，全国软件园都可以靠出让土地价格来竞争，亿达却不能如此，它只能通过房租赚钱。严峻的现实需要孙荫环有很大的勇气来“赌一把”。
　　企业不赚钱，大连软件园肯定支撑不下去。因此，孙荫环不能垮，必须要让他赚到钱。
　　夏德仁此时也在为完全说服孙荫环而进行“头脑风暴”，他很快想到了“三园联动”（软件园、商务园和商住园）。在他的设想中，软件开发人员经常加班，大都希望住得离软件园近一些。同时为了完善配套设施，商务写字楼园区也有必要落成开放。于是，大连市政府鼓励孙荫环在园区附近开发住宅园区和商务写字楼园区，并让利不收地皮费，让他有资金回流，补偿做软件园收益。
　　政府的热情主动让孙荫环十分感动，他也看到软件园能发挥房地产业的长处。最后，他一咬牙说了声“我自己掏钱‘上’”，孙荫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接下来具体怎么做，夏德仁和孙荫环都不清楚，他们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政府应该去做企业成长的大环境，一开始不能去抓企业，那是拔苗助长。
　　现在回想起来，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局长栾庆伟认为，大连软件园能够做到今天的规模，除了夏孙二人的大胆和魄力，更重要的因素是“官助民办”模式定位准确。“在‘官’和‘民’合作中，政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民间资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大连软件园成功的灵魂。”栾庆伟说。

第二章 摸着石头过河

　　起初，国内软件园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背靠大学，最近者如沈阳东大软件园就依托东北大学。大连软件园项目定下来之后，孙荫环也试图寻求与高校合办，但没有高校搭理这个农民企业家。更恼人的是，在从全国软件园参观回来后，他依然没有搞清楚软件园该怎么搞。
　　也就在孙荫环焦急的同时，他未来的合作伙伴已经悄悄站在了大连软件园划定的地皮上。
争取“大腕”刘积仁
　　1997年6月，软件园开工当天，一个人悄悄地来看山、看水、看环境。事后，时任高新园区副主任的谷源德告诉孙荫环，此人是当今IT界大腕，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孙荫环听了直乐，心想“真是天助我也”！
　　1998年大年初三，孙荫环和谷源德冒雪驱车赶往沈阳刘积仁家。刘积仁还清楚地记得这位民营企业家开口就说，“刘老师，我们不知道软件园该怎么搞，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刘当时就被孙的诚挚感动了，他表示一定好好考虑孙的邀请。
　　这时的东软正准备在大连建立面向日本外包市场的桥头堡。刘积仁注意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竞争压力让日本企业急切需要降低软件外包风险，降低成本的途径。他认为，美国的外包成就了印度软件，对日外包或许就是中国的机会，至少应该是东软的机会。
　　东软总部在沈阳，但每周只有一班到日本的飞机，而大连几乎每两个小时就有一班。并且，由于历史原因，在大连说日语的人很多。因此，刘积仁决定把对日外包桥头堡落在大连。
　　此前刘积仁已经在大连踩过几次点，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地点。去由家村是他最新的一次考察。
相见恨晚
　　刘积仁很喜欢由家村周边林立的高校，但自身却是一片荒芜，这有点让他失望。孙荫环安抚刘说会把楼盖起来、路修起来。更重要的是，夏德仁代表政府大力支持“孙刘联姻”，把环境搭起来。这使得刘积仁消除了顾虑，痛快地加入到软件园筹备行动中来。
　　孙荫环、刘积仁、夏德仁，还有曲晓飞（时任大连市科委主任，软件园项目重要参与者之一）等几个未来的合作伙伴终于坐在了一起，对软件产业的共同热情使大家相见恨晚。
　　1998年初，大连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信息产业局，负责全市的软件产业和电子制造业的行业管理工作。在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大连软件园的供电、供水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很快得到解决。
　　1998年4月，刘积仁与孙荫环签订合作开发软件园的协议。6月，东软大连研发中心与大连软件园同时在由家村奠基。1999年，亿达为东软在大连承建的第一座办公楼落成，东软成为入驻园区的第一家企业。同年，大连软件园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吸引来了新加坡博涵咨询有限公司。这是入驻大连软件园的首家外资企业。
　　盖完楼的孙荫环并不能舒怀，大连没有什么软件企业，且规模都还小，让谁入住呢？
　　关键时刻，夏德仁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软件园招商第一年免房租，相关费用由政府掏。栾庆伟对此点评说，政府不仅仅要做“环境”，在产业面临发展瓶颈的问题时，政府应该站出来解决……这是企业不好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夏德仁及时出手的新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吸引了大量软件企业进驻。到2000年，入园软件企业达到56家，从业人员千余人，软件销售收入达到5亿元，并且东软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IT专业教育学府——东北大学东软信息技术学院。而此时，北京的中关村软件园才刚刚动工，上海的浦东软件园软件从业人数仅600多人。
　　然而，大连软件园的问题还没有完。软件园一时看来有很多企业进入，但大量的小企业可能过了免租期就流失。
　　“把小船绑在一起不可能成为航母。软件园不是让软件企业扎堆，而是要随着软件企业一起发展。”大连软件园总裁高炜说，“入驻的企业不发展，我盖的房子租给谁啊！所以，我们开始把未来招企的着眼点放到了大中型软件企业身上，和政府一起培养潜力股。”于是，大连又提出做“北方硅谷”的口号，给自己打气。
　　口号可以叫得响，但大连软件的发展之路在哪里？大连发展软件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孙荫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不应该由他来解决。大连市政府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不顾嘲笑 瞄准日本外包
　　对于“北方硅谷”的口号，当时有外界讽刺大连，“北方硅谷就是一栋楼，一栋楼就是北方硅谷。”在夏德仁的眼里，这些问题还只是表象，实质问题是大连软件产业发展要找准定位，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刘积仁再度出现，他把好朋友、日本著名的未来学家大前研一推荐给了薄熙来和夏德仁。大前研一因为准确预测前苏联的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
　　薄熙来见面即抛出问题：“大前先生，您是一个咨询顾问，不要只说问题，说说大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大前研一分析后指出，大连可以考虑自身的语言优势来做软件外包。他告诉大连人：“因为你们有5万人会讲日语，辽宁省有30万人。这些人才在高中的时候，就把日语当作第二外语来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人们大都只会英语，所以大连要利用这些优势，利用日语提供开发日本软件或经营数据录入或数据处理等业务，这就是所谓的BPO（即业务流程外包）业务。”
　　利用韩语和日语来提供BPO业务，或许就是大连的方向。大前研一的话极大地触动了薄熙来，也拓宽了大连软件相关负责人的思路。于是，大连市政府组织国内专家，研究后敲定了大连软件的发展方向——国际化。
　　以前大连也提国际化，但什么是国际化，大家没有谱。现在定位找到了，国际化就是业务外包、就是重点面向日本的软件外包、吸引国际公司进园。
　　2001年，全国都在盯着欧美外包市场，大连瞄准刚刚起步的日本外包受尽嘲笑。高炜回忆道：“2001年，在参加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发展年会上，我第一次明确提出大连软件园要大力发展对日软件出口业务，其他软件园来的代表都是一脸的不屑。”然而，仅仅1年之后，在无锡召开的2002年年会上，大家开口闭口都是进军日本外包市场。对此，高炜只有苦笑。

第三章 政府搭台 民间唱戏

　　经过游说，大前研一亲自带着日本公司来了，但大连想要吸引日本企业的单子也并不容易。
　　和美国人一锤定音的交易方式不同，日本人做生意很小心。他们往往先给小单子，试试看，做得好就继续，不好就算了。而当时大部分的大连软件公司都是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作坊，要想对日软件外包市场集体开花，企业很难有所作为。这时，开拓市场成了新的行业发展瓶颈，政府要放下架子替企业做公关、拉单子了。
闭门羹到座上客
　　2001年，薄熙来调往辽宁省任省长，新市长李永金上任。同期，夏德仁也从大连常务副市长上调为辽宁省副省长。和薄、夏二人组合一样，李永金和新任主管科技的副市长戴玉林这对新搭档对软件产业也是情有独钟。
　　当时在东京，有很多中国各地来的招商团，走马灯似的一拨接一拨，给人印象不深。大连别出心裁地成立软件招商团。同年，李永金和戴玉林分别三次带市信产局和软件企业赴东京专为软件业招商，最后一次竟然跨越了春节，他们也就在日本迎来了春天——市长做外包推销员的做法引起了日本投资人的好感和关注。
　　戴玉林告诉《IT时代周刊》：“小企业很难引起大财团的青睐，市长出面就能创造一些机会，它暗含了政府信誉度。”
　　软件市长们没有白往东京跑，“对日外包门户”战略实施1年，大连市软件企业达到220家，2001年软件产业销售收入15亿元，出口额在2000年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3000万美元，85%的出口面向日本市场。
　　大连的软件产业环境已然初具，软件园也就迎来第一个丰收年，以“松下通信”为代表的一批日资软件企业纷纷入驻，还吸引了像中软等面向日本做外包业务的国内企业。更不可思议的是，连印度最大的外包巨头Infosys也闻风而来。风趣的戴玉林问印度客人：“我们主动找你们，你们不是没有兴趣吗，怎么现在自己跑过来了？”Infosys的回答是：“我们的日本客户让我们来的，他们建议我们应该来大连看看！”
　　而在此前，大连的一家代表团到Infosys访问，但印度公司对此并不感兴趣。
　　大连在向大公司不断招手的时候，有些软件园却对外企关闭了大门。比如初期的上海软件园，明确规定不欢迎外资介入。现在看来，大连初期软件国际化的口号虽然空洞，但是却早早把握住了借助外企发展的脉络。但这些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对落脚点很是挑剔。
挖空心思吸引500强
　　日本企业在大连的扎堆，也引起了其他做对日业务跨国公司的注意。
　　2003年10月，IBM（深圳）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入住软件园。IBM亚洲副总裁告诉戴玉林，希望大连公司的员工数量能够在几年内达到2万人。戴玉林听后心内一惊：“2万人？！”
　　在IBM高层说了这番话后，双方心境各不相同。IBM已然夸下海口，但他们愁这里没有足够的合格开发人员。在进园之前，他们就顾虑重重：如何保证立足？如何尽快壮队伍承接更多更大的项目？而软件园则为了钓住这条大鱼，又专门作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创举。
　　“我们招人，你做业务。”大连人向IBM开出了一张新支票。根据双方约定，软件园按IBM业务要求招人，并承担这些人的各项支出，IBM提供项目并培训他们开展业务。项目结束后，IBM自己留下合适人选，其他技术人员交由园方安置。
　　这么一来，没有人才风险后的IBM发展迅速，2004年初不到100人，年底300多人，2005年就超过1000人。人员规模发展一如最初预期。
　　比起IBM来，美国通用公司给大连人带来了更大的考验。
　　得知通用有意在大连扩大规模、重新选择办公场所发展信息服务业务信息后，大连软件园马上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并邀请当时通用在华负责人实地考察。
　　挑剔的美国人极为周密、谨慎，仅仅为了确定是否交通便利，他们不仅要专门论证，还特别请人试乘公交车，以考察来回时间和交通状况。
　　软件园人流少，公交车站远，交通不方便是事实，但一切以引来跨国公司为优先。为此，软件园方找到公交公司要求改善公交环境。后者怕收不回成本不乐意干，软件园进而提出，“我来建停车场，你负责增加公交线路。”这样才算勉强满足通用公司的交通要求。
　　新的问题接连出现。通用公司谈判要用英语，文件要用英文。不仅如此，怎么装玻璃、建筑风格、功能、环境……甚至物业交付使用后的物业管理，美国人都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很多要求已经超过了大连软件园当时的水平。
　　大连软件园最终使出了狠招，通用要什么样的楼，软件园就掏钱盖什么样的楼，盖好后以租赁形式提供给对方长期使用，并保证按照标准提供配套服务。软件园这种“以租定制”构想深深打动了通用决策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意向。大连软件园的人最后总结说，与其说是通用选择了软件园，不如说是软件园选择了通用！
　　这样的情形在大连软件园屡见不鲜。用大连软件园执行副总裁郑时雨的话说：“跨国公司只要愿意来看看，软件园就一定有办法把他们留下来。”
　　通用公司在和大连软件园打过交道后，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总结。“我们与大连软件园从开始接触直到进驻后的一年，是在不断吵架中度过的。”通用公司派驻这里的行政总监王春山笑称：“外包行业的特殊要求，比如电力、互联网络、周边环境、办公楼结构等必须专业设计，一开始大连软件园并没有考虑这些，但他们很快就完善了这些方面。” 
　　在IBM和通用公司的影响下，更大批的境外企业来了。随着今年甲骨文、AVAYA、NCR、NTT四家跨国公司的到来，截至2006年上半年，大连软件园已成功引进软件企业340多家，其中40%为外资企业，包括早期进入的IBM、通用、Genpact、惠普、埃森哲、SAP、松下、诺基亚和索尼等世界“500强”企业27家，CSK、欧姆龙、阿尔派、FTS、古野电器等众多日资软件企业，他们甚至带来了自己的客户企业。
　　对日外包业务的跨国公司的扎堆，也吸引了像中软集团、信雅达等国内著名软件企业进驻大连开展竞争。
政府搭台 软件成名
　　在给国外企业打工的同时，大连本地的软件企业也逐渐成长起来，产生了华信计算机、海辉科技等本地知名软件出口企业。
　　2005年，一场并购将大连软件外包“三驾马车”之一的大连海辉推到了聚光灯前。海辉软件、天海软件和科森信息通过战略合并组成海辉集团，一跃而成为我国提供最全面IT服务的企业和最大的IT外包服务提供商之一。更让大连软件一举成名的，是每年在这里举办的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以下简称“软交会”）。
　　2002年，中国商务部和信产部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软件交易会，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大连市市长夏德仁都争取把这个大会放在大连举办，他们的努力也得到商务部、信产部等8个部委的支持。
　　当时主管软件的信产部电子产品管理司司长张琪介绍，把这个会放到大连，一是想起到辅助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作用，二是把支持软件发展的资源引到大连，为其他城市发展软件经济做个试验。
　　2003年9月26日，首届软交会成功落户大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发来贺信。2004年6月23日，吴仪更是亲自出席第2届软交会，这使大连成为全球软件外包业界关注的焦点。栾庆伟对此向《IT时代周刊》回忆：“吴仪副总理的出席表示对大连软件发展成绩的肯定！”
　　大连市政府承办的软交会为大连软件产业营造了一个优秀的沟通和交易平台。承办2006年软交会投资论坛的大连宝溢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治宏说：“不仅仅是软件相关企业，许多金融机构也借着这个国家级平台交流合作机会。”
　　而为让企业唱好戏，软交会的具体承办单位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在软交会上可谓费尽心机。
　　也就在2006年8月4日商务部“大连会议”上，大连软件园作为东道主撰写了“服务外包认定标准”和“发展政策”的建议稿，内容包括标准制定、人才培训、退税政策、行业机构等。作为商务部认定的示范园区，大连软件园的工作受到了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等的认可。

第四章 大连能否再次起跳？

　　大连软件一夜成名，国内外各地的官员、软件园的代表团纷至沓来取经，大连软件园为什么成功了？大连人给出的回答是“官助民办”。此外，他们还自信地说了句：大连模式无法复制。
推着政府往前跑
　　从辽宁省副省长任上调回大连做市长的夏德仁告诉本刊记者：“大连的政策各地软件园可以学，外包业务他们也可以学，但‘官助民办’的方式其他地方学不了！”眼下，“官助民办”成了大连上至市长，下到软交会接待处办事员的口头禅。
　　“企业最能做的事，政府不做。企业做不了的事，政府做。”栾庆伟这样诠释“官助民办”模式的本质。在他看来，在软件产业链里，政府解除了瓶颈，其他链条就会自动生长，“这就是做环境。”栾庆伟说。
　　“我们是在推着政府往前跑。”软件园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软件园搜集企业的需求、难处，属于环境的、瓶颈的，推着政府来做。大连市信息产业局的一位公务员说：“我们就是做服务的，不改变观念你就跟不上形势。”
　　比如，国外发包企业很在乎接包企业的资质，他们比较重视CMM认证，而国内软件公司大多是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拿几十万元来做CMM认证。对此，大连市财政局、科技局、信产局拨出专项经费，来支持企业做认证。截至2005年底，大连已有17家企业通过CMM5评估。其中CMMI5级4家，CMM5级4家，这走在全国前列。如果政府不支持，小企业不太愿意掏这些钱。”栾庆伟说。
遭遇人才危机
　　对于“官助民办”模式，刘积仁觉得大连政府初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软件环境的搭建，政府是个积极的倡导者角色。而对目前的大连来说，政府在逐渐弱化自己直接参与的角色。但是对企业而言，大连政府对产业环境建设欠旧账太多，现在既然城市经济明显好转，大连应该加大后续投入。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大连占中国对日外包的近半市场，但中国的对日外包只占其1％左右。大连软件成名的外包已由业务流程外包发展到软件项目外包。”
　　“大连软件园目前仅扮演‘成本中心’的角色，‘外包中心’还算不上，也就是海辉和华信两家上规模的公司在做。”一位外包企业高层直言不讳。而对于普通员工来说，他所在的“成本中心公司”只是母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不断重复完成母公司交给的同样工作，“成本中心公司”很难开拓新业务，由于发展空间受限，公司很难留住中高层人才。
　　大连开发人员的工资水平平均偏低，只有北京的一半，上海的三分之二，对企业的优势这时候成了招聘短处。
　　大连软件人才的现状是，就这么些开发人员，公司间挖来挖去，缺人的症状没有得到半点缓解。“面临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几乎束手无策，”新加坡博涵公司总经理刘奇好对大连一段时间内的开发人员危机有痛苦回忆，“IBM、通用等开发人员需要量大的公司进入软件园后，人才争夺更加激烈。”
　　目前，大连的四家软件院校每年的毕业生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去年大连软件园与IBM合作的大型机培训，200多名学员还没毕业就被企业一抢而空。
　　毕博全球开发中心中国总经理徐雄介绍：“2002年初的时候，大连的人才成本优势还比较大，现在，合适的人才不好找，价格也比四年以前上涨了2倍。”毕博2004年在大连成立全球支持中心，之前在印度也遇到了人才紧缺的问题。 
　　伴随着解决开发人才缺乏问题，工资的提升压力也浮现出来。随着软件园发展，园区住房的每平方米均价由2千多元蹿升到5千多元，而开发人员的工资水平增幅相应小得多。
　　所以，现在的“软件市长”不再去日本招商了，一方面是因为来的日本企业多得接待不过来，二是他首要做的工作是去外面招开发人员。2005年8月16日，由夏德仁、戴玉林带队的大连招聘团跑完北京去上海，离开东京、大阪，远赴旧金山、多伦多。
　　“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是人才，大连就欢迎你。回家吧，中国留学生。”戴玉林见到海外留学生时极富煽情的话代表了大连对人才的渴望。而在2006年的软交会开幕式上，夏德仁如此开场：“我要给各位企业家道歉，大连没有给你们提供足够的软件人才。”
　　大连上下高层都意识到了软件人才短缺和薪酬低下给软件产业带来的掣肘，他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连软件园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达成合作，双方可能以各持股50%，成立总股本5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共同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开展服务外包，缓解大连的人才紧缺。而近期，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型实训基地马上就要启动。
能否扔掉“蓝领”旧帽子
　　栾庆伟认为大连是幸运的，三任领导班子（薄熙来和夏德仁、李永金和戴玉林、夏德仁和戴玉林）都支持软件园发展，而刘积仁认为大连软件成功的原因还包括：大连没有理会别人说三道四，有单子，抓住了先做，但是做外包是做不出核心技术的，拿不到利润高的部分。
　　大连瞄准软件外包，就是先要做中国的软件蓝领工厂，大连已经实现了这一战略规划，但是他们能否最终摆脱低层次的外包处境，实现面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做外包挣的是“血汗钱”，虽然外包只是大连现代高技术公司总经理罗宁的小块收入，但他不愿意放弃外包业务。罗宁也不愿意继续扩大外包业务，他解释说人多了成本涨得更快，没有做头。
　　“外包是做一单算一单，软件的本质是拷贝，这样才会有高利润。”刘积仁和夏德仁现在不会同意罗宁的观点。他们主张只有规模大了，才有和别人对话的资格。刘积仁反对关起门来的自主创新，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这种创新就是创造孤独！”刘积仁说。
　　面对外包缺乏自主创新的质问，夏德仁回应说，中国的家电业开始也是给别人打工，从引进外资企业和我们合作开始，然后慢慢开拓国际市场。比如海尔、长虹现在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很强。“这样的发展道路给我一个启示：中国的软件产业，如果真正想拥有国际竞争力，必须先给别人打工，然后培养起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再慢慢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关起门来搞开发，很难做成功。”夏德仁说。
　　但是打工容易做老板难，“慢慢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大连软件想要竖起发展的新里程碑，还要一批有魄力有胆识的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未来的大连软件
　　事实上，大连的软件产业也正在努力向前探索。按照大连市规划，5年内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将成为大连第一大产业，让大连力争成为新的“世界办公室”。
　　基于此，为进一步扩大软件产业规模，大连市政府在2003年启动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建设，大连软件园二期作为核心项目已经率先启动。大连软件园二期工程规划总投资愈150亿元，将遵循“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原则，重点建设软件开发区、技术研发区、信息服务区、教育培训区和大型企业专属园区等产业区，并按照国际水准建设公共服务区、通信技术服务区、商务会展区、高档住宅区和滨海休闲公园等配套服务区。
　　而作为具体推进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的建设，2005年2月，大连又与新加坡贸工部裕廊集团旗下腾飞公司建“腾飞软件园”，以积极跟进国际IT市场变化，优化信息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软件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中发挥已有优势，争取涉足更大市场空间和更高技术层面，壮大产业规模，建设以人力资源为导向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成为东北地区在信息服务方面最好的城市。大连市预计，到2012年，大连市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产值将达到800亿元至1000亿元，其中软件出口35亿美元，总产值占大连市GDP的1/6左右。
　　当然，大连内部对大连软件的未来也不全是一片赞美之声。不仅仅针对外包，大连发展软件的战略思路也有被质疑的声音发出。对此，夏德仁的解答很干脆：目前各地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很容易导致一种产品低水平发展、能源高消耗这样一个问题。现在钢材、电解铝等很多行业发展很快，电力紧张、煤炭紧张、能源紧张，这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有一点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中国能源的人均消费量是发达国家的4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连也上马钢厂、汽车厂，或其他装备制造业，夏德仁担心大连很容易再重蹈低水平投入、高浪费的覆辙。
　　因此，夏德仁认为大连应该对软件产业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大连人所作的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方案中，把软件产业作为所有产业中的第二大产业。
　　“大连试图通过发展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能够走一条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高科技密度、高信息密度的产业道路。如果大连能够在软件产业方面走出一条道路，那么对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借鉴，大连想做一个探索。”夏德仁说。
　　不知道是软件外包成就了印度的班加罗尔，还是班加罗尔让软件外包受到了全球产业界重视，两者之间紧密的承接关系已无法剥离。这等同于大连与软件外包的关系，并且大连已经走上发展软件外包之正轨，打造出一条不同于班加罗尔的新型外包之路。
　　不过，客观而言，虽然托玛斯·弗里德曼把大连称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但大连无论是产业环境、外包实力，还是外包收益都无法望印度城市之项背。面对班加罗尔的持续大踏步前进，大连能迎头赶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