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中的部分篇目曾在《收获》杂志上以全年专栏形式连载过，后来又陆续被海外报刊转载，所以读到和听到的评论也就很多。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发表的文章。（这个颇具规格的学报在英译中把《文化苦旅》简称为CPAT，原来他们对它的全译是Cul　tural　Perplexity　in　Agonized　Travel，似乎略嫌重涩，什么时候很想请英语专家再斟酌一下。）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从武汉出发也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里去过，竟象探险家一样述说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过出版约请，但不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这件事其实怪不得那家出版社，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工作规范和处世准则在办事，谁叫我事先不打听清楚呢。但我就此联想到，一本书的出版就象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处钻营、曲意逢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连篇累续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位当代青年美术家曾将几十万个木刻印刷汉字层层叠叠地披挂在屋顶和四壁，而细看之下却没有一个字能被我们认识。这个奇特的作品传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怪诞感，曾使我深深震动。当然话又说回来，历代总有不少热心的文化人企图建立起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以求在偶然性和怪诞感中渗入较多明智的选择，尽管至今这还是一种很难完全实现的愿望。 

　　既然如此，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种侥幸。许多因不趋时尚而投递无门、或因拒绝大删大改而不能付梓的书稿一定会比它好得多。能侥幸就侥幸了吧，读者诸君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随便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