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很难相信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的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呆在一边。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过不久就能看到这个岛。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两间简陋的店铺，一间废弃的小学。小学操场上壅塞着几十辆破旧轿车，据说是由于年老从城市里退休下来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毁弃，堆在这里，谁想逛岛驶一辆走就是。车盖车身积满了泥灰，看来并没有多少人来麻烦它们。
往里走，就是密密层层的蕉丛和椰林了。遍地滚满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边的鹅卵石。荒草迷离，泥淖处处，山坡上偶尔能见到一两家人家，从山脚开始，一层栅栏，又一层栅栏，层层包围上去，最终抵达房舍，房舍并不贴地而筑，都高踞吊脚台上。背后屏挡着原始林，四周掩映着热带树，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没见哪一座是开门的，也没见哪一座闪现过一个人影，满耳只是潮水般的鸟鸣。
这边山崖上露出一角飞檐，似有一座小庙，赶紧找路，攀援而上。庙极小，纵横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却依然旺盛。供品是几枚染着艳色的米糕，一碟茶叶，一堆热带水果。另有一大叠问卜的签条挂在墙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寒伧，一样的永恒。小庙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闯南洋的中国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乡的土地容不下他们了，他们踏上了摇摆不定的木船。但是，这群世世代代未曾离开过黄土地的轩辕氏后代怎么也舍弃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弃了，整个儿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这儿也是大伯公，那儿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庙一路盖过去，千万里海途蠕动着千万里香火。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岛，野林荒草间，竟也不声不响地飘浮着一缕香火。这缕香火飘得有年头了，神位前的石鼎刻于清朝道光年间。
离别了土地又供奉着土地，离别了家乡又怀抱着家乡，那么，你们的离别又会包含着多少勇气和无奈！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极端贫瘠的所在，连挑担水都要走几十里的来回，但那里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迁——譬如，搬迁到他们挑水的河边。他们是土地神的奴隶，每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都宣告着永久性的空间定位。你们倒好，背着一个土地神满世界走，哪儿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儿安营扎寨。你们实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们又毕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头，满目眷恋，把一篇《离骚》化作了绵远不足的生命体验。
其实，这个岛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访的老人。他叫林再有，80多岁，福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南洋，挑着一副担子做货郎。货郎走百家，漂泊者们的需求最了然于心。
家家户户都痴痴地询问着有没有家乡用惯了的那种货品，林再有懂得这份心思，尽力一一采办。天长日久，他的货郎担成了华人拴住家乡生活方式的锁链，而他的脚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游子的最大安慰。人们向他诉说苦恼，他也就学着一一排解，于是，家家的悲欢离合都与他有了牵连。
漂泊者中的绝大部分是独身男子。在离开家乡时，他们在父老兄弟面前发了誓，成了家的，则在妻儿跟前抹了泪，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样儿不回来。但是，他们之中能有几个真正发达，可以衣锦还乡或挟着一大笔盘缠把全家老小接来？当时的南洋，湿褥烟瘴，精壮男子一个个倒下了，没有亲人，没有祠堂，没有家族的坟山。一切还是请这位货郎四方张罗吧，林再有不知掩埋过多少失败者的遗恨，插立过多少写不出准确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着货郎担挨家挨户游荡的时候，会给大家简略通报死者的情况，发几声感叹，算是作了一篇悼词，一篇祭文。
就这样，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没有积聚多少钱财，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货郎还在风雨骄阳中一摇一晃，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岛离码头最远的地方，一座高爽的两层木楼，也有几道栅栏围着，却又紧贴路边。哪家发生了什么事都来找他，他的家必须向大路敞开。栅栏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时，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陈小姐以前来过这里，便大声告诉他来了中国客人。
老人一听，立即敏捷地跳将起来，伸着手朝我走来。他不是握手，而是捧着我的手轻轻抚摩着，口里喃喃说着我不能完全听懂的福建话。然后返身进屋，颤颠颠地端出一盘切开的月饼，又移过几案上原来就放着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开始细细筛茶。我猜想这些年来不大会有中国人像我这样摸到这个小岛上来逛，因此见多识广的老人稍稍有点慌张。铁观音一杯杯筛下去，月饼一块块递过来，一味笑着，也不问我的职业，以及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当我实在再也吃不下月饼时，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气，然后说：“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领我们朝檐廊东边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头四顾，竟然是几十架巨大的铁丝笼，里边鸟在飞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个动物园。我正待细细观赏，他却拉着我的手从边门进入了屋内。屋内非常干净，一间间看去，直到厨房。厨房一角有一个硕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间房子，应该称作冰库才合适。老人见我注意到了大冰箱，非常满意，便又请我上楼。楼梯很陡，楼上是他家卧室，更是一尘不染。朝南有一个木架阳台，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小半个浓绿丛丛的岛屿。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时分，老人会站在这儿细细打量自己的“领地”，虽然削看熟了的地方，有时不免也会发几声感叹。大大的中国不呆，漂洋过海找到这么一个小岛，在这里度过一生，又在这里埋葬。这是一个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头，对我说：“你看，差点给忘了，我那儿还有房！”说着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海滩。
当然还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岛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边向老人问好。老人庄重地向他们点点头，然后趋身过去轻轻说一句：“中国来的！”他是在向他们介绍我，我都听到了。
终于到了海滩，那里有一个不小的鱼塘，鱼塘靠海的一边有一道坚固的闸门。到这里才知道，这是老人近年来的生活来源。这个鱼塘和闸门，可以在海潮涨落之间为老人提供为数可观的海鲜，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厨房里的大冰库该是天天常满。问边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开门进去，见宽阔的床铺，日常生活器具，乃至炊事设备，一应俱全。老人打开南富，赤道的长风鼓荡进来，凉爽极了。海天尽头隐隐约约处，已是印度尼西亚。不难设想，老人是经常住在这里等待潮涨潮落的，有时风雨太大，懒得回去了，就在这里过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鱼，只是守株待兔，开出一个小小的闸门静等鱼虾自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们这个老人安详得多，中国的血统给了他一种中庸委和的生态。
老人在小屋里慢悠悠地对我说，现在他已不大到小屋来住了，小屋一直空着。如果我有心绪，有时间，要看点书或写点什么的，尽可以住到这间小屋里来，与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实在，这是一种天大的福分，要是我能够。我一生做过许多有关居舍的梦，这间小屋，今后无疑会经常在我梦中徘徊。
等我们从海滩回到他的家，家门口却等着两个印度人。老人用英语与他们交谈，才知他们是政府官员，前来考察这座岛的开发问题了。是啊，刚才我还一直在惊讶寸金宝地的新加坡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岛屿荒芜着呢。新加坡政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们下决心开发，过不了一两年，全岛会彻底换个模样。是成为一个国际俱乐部，一个度假别墅群，还是一个大企业的所在地，或者一个废品处理所？这一切都不知道了，等考察之后看。这两个官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老人对这个岛的重要性，专程寻来了解一些资料。
老人听罢，手忙脚乱地在檐廊堆杂物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几本皱巴巴的小簿子，纸张都已发黄了，递给官员。他没有请这两位高个儿印度人坐，只是仰着头给他们说着什么，声音轻轻的。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忍去听，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种绵长的生态就要结束了，两个高高的印度人站在这个华族老货郎、岛的老领主面前，大大的文件夹摊开在手上，老人递上去的黄纸小簿落在文件夹中，铁丝笼里的动物冲着两个肤色陌生的客人乱叫，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员抄录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们也默默站起身，准备告辞。老人进屋换了件衬衫，说“我陪你们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会，也不关门，已经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时走路是不是这样走的，一路行去，四处打量，仰头看看树顶，竖耳听听鸟鸣，稍稍给我指点一些什么，有时又在自言自语。这神态，既像是一个领主巡行，又像是在给自己领地话别。
我按着他的指引、他的节奏走着，慢慢地，像是走了几十年。货郎担的铃声，漂泊者的哭笑，拌和着一阵阵蕉风椰雨。老人走了一辈子，步态依然矫健，今天陪着我，一个不知任何详情，只知是中国人的人，一起摇摇摆摆，走出一段历史。说实话，我真想扶他一把，但他用不着。
走到码头了，老人并不领我到岸边，而是拐进一条杂草繁密的小径，说要让我看一看“大伯公”。我说刚才已经看过，他说“你看到的一定是北坡那一尊，不一样。”说着我们已钻到一棵巨大无比的大树荫下，只见树身有一人字形的裂口，构成一个尖顶的小门形状，竟有级级石阶通入，恍若跨入童话。石阶顶端，供着一个小小的神像，铭文为“拿督大伯公”。老人告诉我，“拿督”是马来语，意为“尊者”。从中国搬来的大伯公冠上了一个马来尊号，也不要一座神庙，把一棵土生土长的原始巨树当作了神庙，这实在太让我惊奇了。老人说，当初中国人到了这儿，出海捕鱼为生，命运凶吉难卜，开始怀疑北坡那尊纯粹中国化的土地神大伯公是否能管辖得住马来海域上的风波。于是他们明智地请出一尊“因地制宜”的大伯公，头戴马来名号，背靠扎根巨树，完全转换成一副土著模样，从树洞里张望着赤道海面上的华人樯帆。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说：“入乡随俗，总得跟着变。”是啊，本来是捧着一尊传统老神闯荡世界，小心翼翼像捧着家谱，捧着根本，捧着一个到哪儿都散不了架的小天地。没想到真的落脚一处，连老神在内，一切都得变。老人已经回身，招呼我去码头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这位连英文也已熟习的“拿督大伯公”是会接受小岛即将面临的变化的，哪怕这个变化是那么大，又发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别过太多的东西，最后静静地守着这座人丁稀少的岛屿。现在要他告别这种宁静了，他的鱼塘，他的海滩小屋，他的家庭动物园，也许都会失去。他会受得了的，作为漂泊者，他已习惯于告别。
那好，我也要与他告别了。船码头那三两间店铺有点热闹，原来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分。老人真诚地邀我们在一家小吃店坐下，要请我们吃饭。店铺里的人有点惶恐，好像总统突然宣布要在这里举办国宴。老人大声地对他们说：“这是中国客人！”众人一律笑脸，唯唯称诺。
我们婉谢了老人的好意，雇船解缆。半晌，老人还站在岸边挥手。
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个闹市区游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银行取款，我懒得陪他过马路，就在这边街口等。刚等一会儿就觉得无聊，开始打量起店铺来了。身后正好是一家中药店，才探头，一股甘草、薄荷和其他种种药材相交糅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一种再亲切不过的香味。在中国，不管你到了多么僻远的小镇，总能找到一两家小小的中药店。都是这股气味，一闻到就放心了，好像长途苦旅找到了一个健康保证，尽管并不去买什么药。这股气味，把中国人的身体状况、阴阳气血，组织成一种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飘洒得悠悠扬扬。我觉得，没有比站在中药店里更能自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会有这个感觉，但那太高雅，太脱离世俗。不像在中药店，几乎和一切中国人有关，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样真切，就像直接从无数同胞的身心中散发出来的，整个儿把你笼罩。
很想多闻一会儿，但新加坡商店的营业员都很殷勤，你刚有点驻足的意思他们就迎过来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点什么由头。正好，药店深处有一堵短墙，墙侧放一张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边上翻书，他头旁的墙上贴着字幅，说明他是“随堂中医”。这种在一家药店摆张桌子行医的医生，过去中国也很多，后来不知怎么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当然还是到医院去妥当，但大数的小毛小病请这种随堂医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着堂而皇之地到大医院去挂号、预检、排队、问诊、配药、付款，一关一关走得人真地生起病来。我在这位老医生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用轻松的口气说：“医生，我没什么病，只是才来南洋几个月，总觉得有点内热。”
这是真的，我所说的“热”不是西医里的fever，体温很正常，根本没有发烧。如果说给西医听，多半会被赶出来，只能说给中医听，他们才懂。这位老中医会怎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让他按脉，并且张开嘴让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点热。”他说。于是开药方，他用握毛笔的手法握着钢笔直行书写，故意在撤捺之间发挥一下，七分认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医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时候，你的目光应该既赞叹又佩服地看着他的那枝笔，这比说任何感谢的话都强。
正事很快办完了，我拿起药方要去取药，老医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说：“不忙，过会儿我去取。先生从国内来？府上在哪里？”这里年老的华人不习惯说“从中国来”，而是说“从国内来”，光这么一个说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会儿了。他显然也是想与我聊一会儿。我转头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东张西望找我，赶紧出去说明情况。朋友说：“那你们就好好谈一会儿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级市场买点东西。”
老医生是客家人，年轻时离开中国大陆，曾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时东问西闯不在乎，年纪一过50就没完没了地想起老家来。”他说，“变成一个长长的梦，越做越离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这时候，要是不回去，就会变成一种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紧张。那些天也不行医了，成天扳着手指回忆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没回去，礼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国人嘛，一村就像一个大家。”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才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种声音里听出了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出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一条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最后，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他达观地笑了。
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叠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