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四年，忙了两年，近三个月，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五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嗬，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朦胧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的。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望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十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前不久召开全国图书订货会，我的这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这一来，书稿的传递更需要封闭式地一环扣一环，不能有闪失。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还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手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种，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院和剧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口莫辩。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地方。”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种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极，反正是把我感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马科到合肥排《红楼梦》。照妻子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出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雏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作气氛如火如茶。马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马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马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身白衣蓝裤赶到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含泪开口：“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头表明，她的这种语言方式，感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天她为家乡募到的救灾款，数字不小。马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子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有时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感兴趣的是国际新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闻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报道，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出罪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口气，站起来，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因此只要电视里报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点，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头都洗不干净了。”
去年，有一家当地亏损企业请她参加一场义务演出，她想既是“当地”又是“亏损”，义不容辞，答应得比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还快，而且郑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从来不要我陪她演出，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礼堂门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条红布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某某先生文艺晚会。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即打听某某先生是谁。别人告诉她，这是外省某企业的一位干部，那家企业兼并了本省的这家企业，被兼并的企业用一台晚会欢迎他。演出已经开始，妻子所在剧院一个上了年岁的高个儿男演员，正在使劲演唱。妻子一见，怆然停步，再也迈不动腿了。
她在自言自语：“兼并就兼并吧，两边都是国营企业，两边都是国家干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专门为某个个人开个晚会吗？国家领导人来也没有拉过这样的横幅啊！”
那位被欢迎的外省企业于部年纪不大，一心只想见到他崇拜的艺术家，连忙赶到场外，反复邀请入座。她客气地与他握手，又抬头看了一眼那条横幅，说：“真抱歉，今天我们自己省里有点事。”
据说，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难。
越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越觉得家乡需要重振内在的文化素质。对于中国科技大学存在于合肥，她一提起就兴奋，朱清时校长希望聘请我担任兼职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进黄梅戏艺术的重要性，因为毕竟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剧种，只是这几年由于在艺术上过于保守、在内容上过于杂乱而急速下滑。她对国际间的艺术趋向并不陌生，深知只有为这个剧种重新呼唤来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才有出路。为此，她投注了整整几年时间进行观摩和寻访，其中包括寻访愿意到安徽来奋斗一场的海内外艺术家。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厅的支持，《秋千架》开始排演。
在排演的过程中，她一再对我说，最大的担忧，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对你们剧院的演员没信心？”我问。
“不是，”她说，“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见本地某些以内耗为专业的评论者，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一出来他们一定写文章嘲弄，万一外来艺术家看到这种文章，以为我们本地人都是这种水平，那多丢人！”
“嘲弄建设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时候请人把这种嘲弄文章收集齐，印在全国巡回演出的说明书里，这说明书也就有了史料价值，多有意思！”
“会不会注明是本地的报纸刊登的？”她问。
“当然，”我说，“什么报纸，几月几日，什么署名，都注明。”
“这岂不是又在出我们的丑了！”她有点难过。
在机场告别时，我看着她说：“两千多里地的长途汽车，颈椎、腰椎怎么办？”
她笑了，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正好因用脑过度而成了傻子，两人天天面对面。”我说。
“我不走穴，没有钱，你被盗版，也没有钱，你没有官位，我也没有官位，两个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时代，那才叫纯粹。”她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演戏的事太烦太苦，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见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批判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荡在秋千上。
说不定确实会遇上挺大的麻烦。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阳下了。
那就趁现在还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记吧。昨天与她商量过，这本新书的扉页，就印我们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为我刻的图章。对于照片，她倒没什么异议，只希望印单色；对于图章，则求我让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说没时间了，而且我敢担保，多数读者只会为她的篆刻水平而惊讶。何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对外国现代音乐和中国古代篆刻的见识，这在国外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次终于由我来提供一个小小的证据。她说：“真的篆刻家该笑我了。”我说：“反正业余，无所谓，我写一幅业余的书法作为书名，与你陪绑。”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想到她还没有睡过，立即打她的手机，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南京的录音己完成，正在向连云港赶，现正坐在苏北洪泽镇的一家路边小店吃晚饭，司机丢了什么东西，返回去找了，估计至少要等两个多小时。她说小店不大干净，但菜很新鲜，要我放心，早点休息。
于是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作为新书的后记。
写完，我想，司机早该回来了，妻子正坐在长途汽车上。此时已是深夜，汽车上的其他人都已入
睡，我不能再打手机。她现在，一定揉一揉颈椎、腰椎，然后抱着小小的化妆包，摇摇晃晃地开始打盹。我远远看去，还是无法读解这种不为名、不为利而又不断重复的艰难行程。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