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员工小赵在电话里与张主管争吵20分钟后，甩掉手机，从7楼一跃而下，摔地身亡。据称，事因是赵某未参加华为长春办事处每周末举行的强制培训——这是发生在8月11日下午，吉林省长春市国联小区的一幕。
华为员工张锐接连请了两天假，下午2点，他告诉父亲要出去走走，离开华为坂田基地，来到4公里外初来深圳出租屋的楼道内，自缢身亡。时年26岁，入职华为60天——这发生在7月18日下午，深圳市梅林某小区。
华为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病发，全身多个器官在一个月的抢救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时年25岁，入职华为一年。华为方面承认胡死亡与长期连续加班有关——这发生在2006年5月28日晚，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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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任正非曾在一封写给华为员工的信中说：“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他坦承，“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困境！”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靠拼人力拼成本的方式迎接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以“床垫文化”闻名的IT企业华为无疑是其中一个典型。在胡新宇死后不久，原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甚至对《新周刊》记者表示，“华为是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不能让它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干革命就是要有牺牲，死几个人怕什么？！”
穿迷彩服的“狼企业”
华为的骨子里流淌着的是任正非这位老军人的血。
“新员工进华为都要进行两周的封闭式大培训，也就是军训。培训是由华为大学在做，教官是从国旗班下来的。”
高强(化名)是华为深圳总部研发系的一名内部员工，虽然已入职两年，但他认为自己在华为还只能算是新人。
每天5点多起床，跑步，出操，然后上课，看讲述华为成长历史和企业文化的DVD，“集体住员工宿舍，不许回家。”高强说。两周的军训分为二节，先是一周的“一营培训”，“公司为什么会定一营这名字，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可能老板是军人吧”，内容是常识性地了解公司的产品和设备。再是两天的“三营培训”，其中有针对研发人员的开发流程讲解，以及华为办公自动化平台的使用，“因为我们的办公自动化平台比较复杂，肯定要经过培训才会用的”，培训结束还要考试。两周的军训，让高强感觉特别自豪，“华为是一家很有斗志、韧性很强的企业，胜不骄，败不馁，大家团结一致，好像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似的。”最让高强自豪的是，与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短信和彩铃，有90%左右的都是通过华为的设备转发。
任正非有一个在业界广为流传的管理思维，认为企业需要狼的精神，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任总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头脑清楚，情商很好，可能你拿的工资不会是最高的，但他能让你的潜力发挥到100%。”高强对任正非充满崇拜。
2006年7月21日，就在胡新宇猝死63天后，华为内刊《华为人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天道酬勤》的专稿，文中写道：“世间难管理的是工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又是电子信息产业，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信息产业，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波逐，被逼上了不归路。华为不战则亡，不奋斗就没有出路。”
每一个新员工在接受完军训后，才能到所在的部门上班，在3个月的试用期里，他们将由导师带领，导师一般是在华为工作两三年以上的业务骨干，“导师就像是你的保姆，又像是部队里带兵，人力资源问题、租房等生活问题、技术问题，什么都可以咨询导师，所有这些问题导师都必须毫无保留地回答，这是华为不成文的规定。”
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将会有一场答辩，答辩组由相关领导、部门主管、业务骨干和导师组成，“在房间里一个一个进去，面对面，他们提问，你回答，然后打分，最后决定你能不能转正。”高强说。打分有ABCD四个等级，A是“杰出”，B是“良好”，C是“正常”，D是“待改进”。C以上都能转正，A可能会加一次薪，D则还有一次留待观察的机会，否则将被辞退。“ABCD是衡量你很多东西的一个指标，以后的加薪、年终奖都是跟着这些表现来走的”。
张锐完成军训，才刚刚开始一个月的试用期，便在屡次抱怨“压力大”想辞职后，选择了在楼道中自缢。“那3个月是挺难熬的，哪怕你以前是做软件或其他的，进了新的通信领域，就会什么都不懂。试用期完了被辞退的不多，大家一进来都在竞争，都在主动学东西。”高强解释。
“杀人”的床垫与抑郁症
“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任正非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床垫文化”。华为在创业期有一个传统，几乎每个研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它把华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发挥到最大值，并成为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裹着床垫的华为人很容易让人想象成背着行囊长途奔袭的士兵。
“加班对研发部门来说，是非常常态的事。”高强表示，胡新宇的猝死和张锐的自缢都只是个案，对华为的“床垫文化”并没有产生影响，“从全球来看，像日本处在发达的工业时代，猝死这种事其实很正常。”他认为，导致猝死有很多因素：一是连续加班，二是精神压力，三是个人身体状况，胡新宇的死正因于此，四是周边环境影响。“当时，公司也在内部号召大家学习天道酬勤的精神，有些项目确实很紧，你不这样做，蛋糕就给别人拿走了。我们在公司能强烈地感觉到，不好好做，公司会危险，产品会危险，个人生存也会危险。”
“抛头颅洒热血”及“鞠躬尽瘁”的精神在华为被极端推崇。高强说，在华为，压力最大的是“研发体”的人，研发体包括研发部门、测试部门、市场技术部门、客户服务部门，其中又以研发部门为甚，“我在华为两年，苦也苦过，熬夜也熬过，垫子上也躺过，最忙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搞定了才发现很累了要睡一会，起来又继续做，饿了就去吃饭。最长时有一两个月没和女朋友见过面。”
在高强看来，张锐的死与其个人偿还大学助学贷款、女友抱怨未买房的生活压力有关，与公司无关，“就我接触的同事对这事都没什么感觉，觉得这个人太脆弱，不是公司把他弄死的，就算他不到华为，到中兴、腾讯，也会去死，这是必然的”。
然而，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正在让华为员工变得郁郁寡欢。“有什么办法可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任正非在写给抑郁症员工的信中说，“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有机会去北京、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去看看丽江街上少数民族姑娘的对歌，也许会减轻他们的病情。”
高强说，为了排解员工精神压力，公司专门设有“荣誉部”，“员工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以去谈心，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专家，有心理医生，有老革命。”另外，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也在公司设了分部，“各方面公司能做到都尽量做到了，剩下的就是看个人了。”
华为、深圳：可能是中国最累的企业与城市
华为可能是深圳最累的IT企业，而深圳可能是中国最累的城市。
“累相对于其他企业是累一点，但深圳还有很多做软件的公司也很累，中兴、腾讯也很累，都是一样的，深圳本来就是一个很累的地方。”高强说。
抑郁的华为人在深圳并非孤例，来自深圳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1%，在全国城市名列第一。这意味着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精神疾病，其中，深圳抑郁症发生率为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约为3.1%。深圳焦虑障碍患病率为9.94%，这意味着深圳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焦虑障碍，其中尤以强迫症患者为多。同时，深圳年均有2000人自杀，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高。
华为员工大多数来自山区、乡村和城镇，他们信奉的是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公司创立之初，就在家门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竞争，我们不得不在市场的狭缝中求生存；当我们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动作稍慢，投入稍小，我们才有一线机会。为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无数优秀华为儿女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无论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还是在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海啸灾后的印尼，以及地震后的阿尔及利亚……有员工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有员工在国外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康复后又投入工作；也有员工在恐怖爆炸中受伤，或几度患疟疾，康复后继续坚守岗位……”在华为内部广为流传的《天道酬勤》一文中写道。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竞争加大，都是要加班的，但在中国，我感觉深圳加班最厉害。”高强说，中国几乎所有的IT通信类企业，尤其是研发部门的人加班都很厉害，包括百度、金山等等。一样加班厉害的IT企业，为何独独华为成为焦点？“不过是他们的人没华为那么多，只要他们也出这样的事情，焦点也可能转到他们身上。”
高强并不认为中国企业是在依靠加班，利用廉价劳动力成本在与国际企业竞争，“像IBM、爱立信、诺基亚也是一样要拼命干，他不干，第二天就没有市场就没有产品，我就不信他们拿着十年前的产品在十年后来卖。”
在高强看来，华为并不像天涯等论坛上描述的那样“肮脏”，华为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钱，或是端稳了铁饭碗，“其实华为的员工穿的还满土的，都很简朴，收入水平只处于IT企业中的中上水平。”华为新员工的平均工资在6000到8000元左右，这其中并不包括补贴和年终奖。公司每年还会分配给各部门一定名额，给表现好的老员工发放内部股，“公司一般分技术线和管理线，比如技术线分为6级工程师，6级工程师不是大官，可你拿的钱已经跟领导差不多，这跟部队很像，军衔和职位也是分开。”
技术优势、收入稳定是诱惑多数人加入华为的因素，“还有一批人觉得华为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感受一下高强度的工作，高节奏的生活，让自己更充实。”高强解释。事实上，即便是华为接二连三出现猝死、自缢、跳楼等负面新闻，但仍然抵挡不住华为在高校招聘中的火爆，8月11日，华为在南京举行的专场招聘会上，一位25岁的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李同学说：“我知道在华为工作辛苦，但如今房价节节高、物价日日涨，不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很难在大城市立足。”另一位女同学则声称，自己没做在华为长期打工的打算，只想趁年轻多赚点钱。
深圳人似乎只有拼命赚钱的动力，却没有获取快乐的能力。在任正非看来，华为员工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经常在周末、深夜一大批人喝茶(务虚会)，谈谈业务，谈谈未来，沟通沟通心里的想法(文/何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