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一般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是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确实如此，所谓“反封建”、“破四旧”、“批林批孔”，一波接一波，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大断层”，但是在我看来，这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我要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文化剧烈自焚的时代，文化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潜流涌动的能量系统，一旦遭遇极端环境，就会急剧自燃，文化的自焚无疑是痛苦的，但结果决不只是灰飞烟灭，而是提炼出最核心的精华，这是中国文化新生和复兴的不灭火种。
毕竟点燃自身的正是中华文化中最强悍最革命的因素，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必须坚决地将自身不适合于新环境的部分燃烧掉。
这场大火为何烧得如此猛烈？首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太过炙烈，其次是中国文化的体系太过枝繁叶茂，在新的环境下，两者分裂了，枝叶束缚甚至掩埋了精神，而精神则要奋力突破枝叶，于是激烈的火种和繁茂的枝叶共演了一场大火。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必定能够保存呢？就因为中国文化太过根深蒂固，大火只会令其获得重生！
一场大火只是神奇的中国文化为获得重生的自觉努力！只有中华文化能够经受得住如此的努力，真个“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我说得有点玄了，而且有点不着边际，那是因为这场烈火的烟雾还在熏得我头晕目眩，但是我在这神烟的熏陶下有了新的觉悟，我就要转入正题了。
毛泽东本身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但又是一不折不扣的逆子。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极其彻底甚至是刻薄的，但同时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又是极其深刻甚至是刻骨的。
本人以为，无论古典中华文化本身的内容有多么优秀，到毛泽东面前都有彻底全盘批判的理由。为什么？因为立场，是立场的颠覆，也许这是老生常谈，但又绝对不是。
文化是什么呢？它肯定是教育，有教才有化，化就是变化、改变，教育的对象是人，改变的对象也是人，从而也是社会的力量。中华文化无疑是极优秀的教义，甚少有可指摘之处，但是也许在毛泽东看来它的极可指摘之处正在教义之外。
毫无疑问，古典中华文化的教育对象也是人，但是社会是分裂的，它的教育对象首要的是什么人呢？无疑，是上层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是“君子”，要知道，教育选择谁为对象，就是选择谁为主导社会的力量着眼点，因为教育改变受教者，受教者再改变社会，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就是教育的立场和着眼点，哪怕这种教育要求“君子”仁爱、爱人，要顾及“草民”的利益，但终究将历史力量的着眼点放在少数“君子”身上，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一种精英教育。典型的，孔子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这种教育传统从《尚书》开始，就根深蒂固地坚持一个道理，就是社会的前进是靠少数统治精英自上而下地贯彻政治文化力量实现的，这实际是其根本的社会动力观，哪怕它认识到“天视即我民视”，但是决定权和主导权绝对在统治者身上，兴衰存亡都系于统治者，人民只能听天由命，只能盼真命天子，盼青天。就是这种立场，这种社会动力观，绝对不是毛泽东所能够赞同的，并且是要坚决彻底反对的，而不是在教育的内容本身。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无疑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但是他不赞成它的教育立场，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人民的地位绝对不应是统治阶级恩赐的，生杀大权绝对不应该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根本上，毛泽东认为，古典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只是皇族为把握自身“天命”的手段，服务于王朝统治。与传统文化的立场和观点相反，毛泽东认为，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这不是关于一个历史事实的争论问题，而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人民即大多数人应不应该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导权。
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的相同问题是，人类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由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对象是上层统治者，所以它问题是：统治集团如何把握自己的政治天命。到毛泽东，因为其根本的教育对象是最大多数的人民，所以问题就变为：人民即大多数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传统文化当然无法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题，甚至也没有对此作过一丁点的认真探索，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刻薄地讽刺梁漱溟没有对人民做过一丁点的贡献。
以大多数人为教育对象，以大多数人作为主导历史的力量着眼点，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立场，往通俗里说就是阶级立场，这大多数人是什么人呢？是工农劳动阶级，是所谓的小人和草民，教育就是改变，正因为是“小人”才最需要教育，最需要改变，令其成为“大人”。毛泽东认为，只有这种改变大多数“下等人”的教育才是真正伟大的教育。教育不是挑肥拣瘦，不能只选择“中人以上”的人而抛弃“中人以下”的人，而要教育一切人，这才是有教无类，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无能的教育。教育也不是守株待兔，不能够等别人“自行束修以上”才“未尝无诲”，而是要自觉主动地深入民众和教育民众，这才是真正的“诲人不倦”。教育要改变人，并且要改变大多数人，“惟人所止”。教育的对象是人，必定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根本的力量，以大多数的人为根本的力量。道理极其简单，重要的是要极其坚定地坚持这个道理。改变大多数人，就是开发和显示大多数人的力量。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做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把握历史的进程（按马克思说就是成为自由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那么，只有大多数人的力量才足够把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把握历史的进程。教育的终极目的本身就决定了它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只有大多数人的力量才能最终完成教育本身的终极使命！这是别无选择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革命性之根本所在，也是永恒意义之所在。只要无视这一点，任何的文化教育无论其内容本身如何伟大和精细，对于历史新纪元而言都是根本落后的，对毛泽东的意志来说都是需要彻底批判的，批判的方式是戴上各种“反动阶级思想”的帽子，表面上虽然粗暴了一点，但大致上并没有错，严重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才是一个绝大的历史难题，这造成了多重意义的历史“冤案”。
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似乎很好理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掩盖了毛泽东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才令他的“马克思主义”如此令人难以理解。在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历程中，马克思无疑给了毛泽东极深刻的教诲，是什么打动了毛泽东并令他终生服膺，当然是马克思的叛逆，马克思颠覆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却同样也最深刻地继承了这种哲学，当然最根本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挣脱链条并最终把握人类历史。马克思喊出了开创新纪元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说，马克思首次把主导历史的力量基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受压迫的人身上，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并掌握历史的前程，而不是靠什么慈善家和救世主。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有压迫就要反抗，自己身上的锁链要自己来解除，并且只能着眼于自己来解除。要以我为主、自主奋斗，而不要等待他人的恩赐，不要听天由命（这就是革命，革命主要不是革他人之命而是革自己的受压迫的命运）。这就是毛泽东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总归是革命学说，将之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但是，毛泽东要比马克思更革命，马克思仍然受他颠覆了的却又继承了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束缚，在他天才的论述中，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阶段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某个程度，则革命就没有合理性也不可能，所以实际上，革命需要等待，需要等到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在此马克思是个“冷峻”的生产力决定论者，这是泼向马克思自己的革命热情一盘“理性的”冷水，这是马克思的无奈还是狡猾？毛泽东则在意志和行动上突破了这层冷硬的冰，他实际上是个政治决定论者，这一点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政治主义传统，或者相对于唯物主义他是个唯意志论者。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哪个将来，而是就在今天，今天就要行动起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等待时间的恩赐，无论条件如何，只在乎如何去做，哪怕无产阶级本身还极其微弱，但是重要的不是在身份上是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在精神上！什么是无产阶级精神，就是为了共同的前途和命运放弃私我和私利坚定地联合起来奋斗的精神！所以，哪怕中国革命队伍的99%是农民，这个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无产阶级精神的领导，政治工作的核心不是将农民从身份上变为无产阶级，而是在精神上改造小农意识为无产阶级意识，对于其他一切阶级来说也都是如此，这是文化革命的核心意义，革命必将由人身引向人心，由政治经济引向终极文化。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也包含着严重否定，否定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不革命的部分，要坚持革命继续革命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主义，否则必定滑向修正主义！所以，共产主义的新源地必须从西方精神世界移到中国精神世界。毛泽东指责党内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懂马克思主义，实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不能够克服的分裂和对立，邓小平可以极其轻松地捡起马克思的另一面，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补资本主义的课，今天的共产党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与时俱进”，实际上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到位，只是没有毛泽东那种超人的突破能力，没有毛泽东那种浑厚之极的几乎鬼神莫测的哲学能力，让这些人去理解真的“马克思主义”，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历史宣判那些人无罪，历史的辩护词是：因为毛泽东太伟大！苏联人费德林这样评价毛泽东：也许我们还要经历更多坎坷才能理解他。
同样，中华文化也必须从孔夫子发展到毛泽东，儒教已经完成了承载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全新的时代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承担起中华文化的继续发扬，否则只有泯灭！
我可以先说一个大脉，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政治主义，在古代，历史就是政治史，历史学就是政治学。但是在“孔子时代”，首先是道德主义，有道德然后有政治，而在毛泽东时代，道德主义激化为政治主义，有政治才有道德。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尚书》开篇《尧典》早已为其定下核心基调：“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看这几个字，“亲” “睦” “平” “和”，可总归为一个“和”字，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从个人“明德”到万邦“协和”，这就是从道德推及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主题同样是“和”，是“人民大团结”，是“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但是毛的思路是从政治反推道德，从“大团结”到阶级立场到个人道德。中国人认为，宇宙的最高境界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和”，所谓“政通人和”。孔子要求人们“克已复礼”，那么礼有何用，“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忠恕、孝悌、仁爱都是为达到“人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人和”还是最强大的力量，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荀子认为中华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因为中华民族有一个致力于“人和”的文化。在此点上，毛泽东最彻底地继承了中华文化，他认为，只要实现了人民大团结，就“敢教日月换新天”，更何况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人民大团结的伟力面前，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那么古典中华文化的“人和”努力是否成功呢？是相当成功的，中华民族主要依靠政治文化的“亲和力”，达到了本民族的“大一统”，并且不断融合、纳入周边民族，实现了主体民族无比壮大的规模，而且在其地理极限建立了一个天朝帝国的天下体系。正是依靠民族大一统、大团结的伟大力量，中华民族才能够几千年历尽沧桑而绵延不绝、荣盛不衰。即使在遭遇近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还是依靠同样“千年未有之”大团结而得以绝地重生！正是毛泽东最深刻而牢固地抓住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精神，而不是任何别人！而毛泽东必定要真正开创中华文化的新时代！
为什么古典中华文化在近代遭遇了沉痛的失败？因为资本主义的最激烈的国家丛林时代击碎了道德主义的天下时代。东西方两种最强悍的文明力量不可避免地相撞了。而此时承载古典中华文化的儒家是保守主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就其位，各依其德，各行其是，竭力维持一种消极“和谐”的等级秩序，这在古典时代尚能维持，但在遭遇突然的外部强袭击之下，保守的等级秩序严重妨碍了国家力量的深入动员。古典中华文化虽然有悠久而深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尚书》即有“天视自我民视”的观点，但是对民众力量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和消极的，更遑论真正深入开发和动员之。著名观点如，“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民众力量的敬畏，最好不要惹它，让它风平浪静，如果可能还要镇压它，风平浪静好行舟。毛泽东则有另一个比喻，所谓“鱼水关系”，鱼不是在水面之上，而是在水中，水势越大则鱼的生存空间越大，水绝没有覆灭鱼的道理，以此，要主动地发动民众的力量，要教育民众，而不是像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实是，时代的变换必令中华文化从孔子儒家转换到毛泽东主义。中华文化之于国家的主旨并非是要强化其竞争力，以从其他民族掠夺利益，国家不过是施行“敬天保民”使命之工具。在低度竞争的古典农牧业时代，道德主义维持的大一统和谐秩序足够保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国家力量，但是在大工业强化的近现代高度竞争时代，则此种古典秩序之下的国家力量已经不足以保证民族的生存，根本上说，古典文化连同古典秩序的最大“罪过”就是在高度竞争的时代缺乏强烈的竞争性和竞争力。为了生存，怎么办？“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还行吗？只有更积极、主动地，更全面、深入、彻底地开掘和动员数亿民众的力量，造成民众的大团结，造成最深广的“人和”，这乃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然宿命！这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大革命，中华民族从此进入现代史。毛泽东是借助民众大团结的力量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以适应高度竞争时代中华民族的生存需要，这个竞争力同样并非用以对外掠夺，而是防备外部竞争对手的对内掠夺，这个竞争力是自守的，无法为国内社会输入利益资源，所以国内社会的资源状况仍然是紧张的，这种紧张极可能导致内部竞争的加剧，导致社会分裂，大团结崩溃，则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也将瓦解，民族生存重新受到威胁，这是毛泽东异常担心的，所以他要竭力维护大团结局面，要强力维持民众的组织化和合作化态势，强调大多数人的阶级利益立场，重点抑制少数掌握优势力量的精英的逐利冲动，激烈批判源于“旧秩序”的思想文化（这种旧秩序是基于少数精英主导的）。而在国际竞争上，除了经济是自守的，在政治文化竞争中，毛泽东则是充满磅礴的进攻性，他是要以促成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来孤立和包围少数帝国主义势力。正是高度竞争时代的强大竞争压力导致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高压，也逼迫中华文化从温和的道德主义激化为剧烈的政治主义,从消极的和谐秩序激进为积极的合作化秩序。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正是时代变换导致政治文化主题的变换，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道、德、仁、义、礼都是为了“致中和”。近代以来，旧秩序又一次“礼崩乐坏”，而政治挂帅正是“后礼乐时代”重建“人和”秩序的必然要求和选择，毛泽东以此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团结的新秩序，但是新秩序的确立不可能一锤定音，毛泽东的新秩序如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新秩序一样，在十数年后即发生前所未有的内乱，在文革中，很不幸，政治也成为老子所言的“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但是无疑，新秩序的最终确立是注定的。现在看来由于整个民族的意志觉醒与毛泽东还有着巨大差距，这本身也加剧了政治的烈度，并使这烈度偏离了方向。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毛泽东也如此。甚至，20世纪中国历史中，承受最大“冤案”的不是几个精英，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是中华文化的毁灭者，却的确是颠覆者，正是毛泽东的颠覆才真正拯救了中华文化，毛泽东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如果要让那些自诩为有现代感的人认识到毛泽东的意义，那么这句话是适合的：毛泽东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