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至上
中国人比较欣赏谨慎行事、老成持重型的静态性格者，从中小学生选班干部到成人社会的干部晋升，候选人性格是否谨慎、稳重都是被考虑的重要条件。
我曾经在一些幼儿园里搞社会调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在向我介绍一名被教师们公认为相当优秀的幼儿时，使用的形容词是"特别稳"，这令我很感慨，对于一个本应是充满稚气、活蹦乱跳的学龄前幼儿，成年人最欣赏的性格居然是"特别稳"，由此不难推知，"稳"对于每个中国的成年人该有多么重要。
中国人好静，中国人的性格审美观实质上体现的是对静态美的欣赏。人们对表情含蓄、说话严谨、有节制的人评价普遍较高，而对那些具备与"动"相连的性格特征的人，诸如"活泼"、"豪放"、"热烈"的人则多评价为"副。
毫无疑问，性格静态者较性格动态者因其三思而行、处理问题周全而不容易出差错，包括处理具体工作，也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动态性格的人往往开拓性强，对新事物反应灵敏，对变迁的适应能力强，能及时抓住机遇。但是，出各种差错的可能性也大。中国人做事是讲究留有余地的，首先是要求不出问题，其次才是有所成就。于是，静态性格的人则必然成为干部选拔中的优先考虑对象。
很显然，崇尚静态性格的传统性格审美观是与当今突变的社会变迁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改革的大潮中，传统的干部选拔观念受到了冲击，而在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与高效推进工作进度之间的权衡，则使干部的遴选处于两难困境。
目前我国管理干部的选拔类型还是以擅长人际关系的静态性格者为主流，譬如，在竞聘北京市委工业工委副书记一职时，有考题为：
一位处长思路清晰，观点亦能得到广泛认同，但得理不让人，往往影响别人发言。你如果作为副局主持会议，该如何处理？
据官方透露，北京此次副局竞聘的最后获胜者是那些理论功底和工作实绩都相对优秀，同时人际关系良好者。
其实，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一直是我国管理干部、管理人才选拔的核心内容。记得十几年前，当中、英两国联合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招收工业管理硕士研究生时，专业课的专题中占分数最多的一道大题是："你将赴任某厂新厂长，现任的主管业务的副厂长和总工程师都各有所长，但相互间人际关系紧张，你上任后将如何开展工作？"显然，在主考官看来，最能体现一个人领导水平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这也的确非常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即在我国，人际关系是一个管理者、领导者所面临的最复杂、最难处理的问题。以处理人际关系作为管理者的核心内容的干部选拔，无疑已限定了候选人的性格倾向。
反映在性格审美上的社会倾向性和传统价值观，不仅体现出特定的国民性格，而且通过相应的干部选拔、任用的潜在标准无形中限定了各层领导者、管理者的基本性格特征，并由此而决定了我国管理者阶层的基本管理风格、工作速率乃至社会效果。
完美与缺陷美
在我曾搞过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有关家长"对孩子做任何事的要求"一问，７１.３８％的家长回答"尽量完美"，还有９.６７％的家长的回答是"好上加好"，即超过８０％的家长在要求孩子方面是追求完美的。可以说，"尽善尽美"是中国人做人的最终目标。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求"完美"实际上是不给"缺陷"留有任何余地，即认为"错误"犯得越少越好。这里涉及到我们对"错误"的认识问题，中国人多认为，"错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有坏作用没有好作用。
其实，在人世间，人们是注定要与"错误"相伴而与"完美"相去甚远的。首先是人们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错误"是贯穿于任何认识过程的必然产物，是限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无法排除的客观现实。其次是人们不必十全十美，因为"错误"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失败的感受。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实际上，同样也可以说，"错误是创造之母"。无论在科学研究、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具体的生活中，犯错误、走弯路都不仅是件坏事同时也是件好事，特别是对激发创造力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人们在出现错误、面对失败时，将不可避免地尝试各种可行的方法以摆脱困境，这个过程也将必然伴随着诸多新思绪的迸发，而在许多新想法新意念的激烈竞争中，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必然得到极大的促进。
从我们今天的教育来看，求完美的教育就是一种不许犯错误的教育。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起，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就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要考试得"百分"，甚至是"双百分"，在学习以外的其它方面则要听大人的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要守纪律，不许淘气。在如此"规矩"的规范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思维的广度、灵活性、创造欲以及求新求异的能力都很难有正常的发展。
"不犯错误"似乎是意味着没走弯路而有可能直达成功，然而，"没走弯路"也意味着失去了接触更广泛的事物、开拓更多条道路的机会。也就是说，"不犯错误"本身倒成了一种缺陷，即谨小慎微地防范错误将使个体深陷于狭小的固定框架里而缺乏拓展思路、广阔认识新世界的可能。
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孩子完美而不犯错误，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缺陷，显然不利于孩子开发自身的全部潜能。如果要求一个科技工作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他的科研项目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如果要求每一个人都完美无缺，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会显得非常单调、乏味。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的人长得一表人才，举止得体，说话有分寸，但你和他在一起就是觉得没意思，连聊天都没丝毫兴致。这些人往往从小接受了不出"格"的规范训练，身上所有不整齐的"枝杈"都给修剪掉了，于是便失去了个性所独具的风采和神韵，变得干巴、枯燥，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所以很不吸引人。客观地说，在人物性格上的确存在着"缺陷美"，即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性格有"缺陷"而绝对不属于十全十美的人反而显得更具有内在的魅力，对别人也更具有吸引力。
自我是个多面体
某日，有位外地来京出差的小伙子，一个电话打进我的家中，说是看了某学术刊物上所载的我的某篇论文，想与我切磋一番，并提出希望能面见。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只是如今大家都很忙，如果电话里能说清就不必见面了。不料小伙子大为不满，情绪激愤地对我说："你会后悔的，因为你错过了结识一位伟大人物的机会"他用了很多华而不实却宏大惊人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伟大之处，但又没什么具体内容。仔细想想，周围的人里也不乏此类人。
中国人的精力都集中在解他人和猜度他人，于是对"自我"便难免缺乏了解，结果有的人很自卑，而有的人却很自负，有的人表现很自信，喜欢自吹，自我感觉似乎很好，但对别人的评语却非常敏感，稍有不佳评价就感到难以承受。这种人实际上还是缺乏自信，也正是因为不自信才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而其内心深处却是十分自卑的，即以表面的自信来掩饰深层的自卑。
从总体来看，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故对别人的评价就不可能不重视，
结果是，我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中依赖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乃至评价自己，而自我认识能力差的人则完全用别人的评价来勾画自我形象。由于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人那儿会得到不同的评价，所以我们往往会因此而处于对"自我"的困惑之中并难以构成稳定的自我评价。
从评价他人来看，尽管中国人把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但在看待别人、分析别人和判断别人时准确率却也并不很高，主要是因为缺乏评判的客观性，而且在主观化之外，还非常的定型化，即习惯于以固定的框架来认识他人、评价他人，不注意变迁因素，更不注意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内容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可能性。
人的自我是个多面体，对立面的共存是常见现象，如有的人平时很马虎，但在某些场合、某些条件下却异常认真仔细；又如有的人看上去很乐观，在众人面前总是欢声笑语，但内心深处却非常忧郁，并很悲观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多数中国人还是习惯于把个体看成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和谐的统一体，即基本特征始终如一地、无断裂地发展，一旦发现人物的基本特征出现断裂或反向发展，人们就会觉得不可思议。譬如，一个人一向很大方，突然有一次很小气，或一直很和善的人，突然恶语伤人，都会使周围的人产生震惊感、意外感乃至陌生感，并把这一切解释为是这个人以往的刻意掩饰而今日终于真相毕露，于是便从一种定型转向了另一种定型。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来自他人的定型化评价常常使我们有意无意地调整自己在与他人交往中的自我形象，即我们会下意识地使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尽量符合其原有的评价，而不管这一形象是否与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相符。于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每天面对着互不相同的众多他人时，我们都是在自然而然地展现着互有差异的众多的"自我"形象。
人的自我同时具有分裂性与综合性，有的人综合性倾向强一些，主要的性格特征就比较明显，在此，有些与主要性格特征相矛盾的内容或被掩饰、或被压抑而显现不出来，于是在外表上看就显得富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然而，有的人是把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特征都展现出来，于是，自我的分裂性就显得很突出，结果就易于给旁人以怪异感。另外，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不同性格特征，特别是相互对立的特征有选择地展现给不同类型的人，其基点是以让别人易于接受自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于是，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人得出不同的评价，甚至是天壤之别的相反评价。
人的性格是具有二重性的，即两种对立性格特征的共存，这使人的自我形象也呈多重性的并充满矛盾。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在相当多的人身上很不明显，其原因主要包括：个体有意无意地维护自我的主流形象；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而有框架地限定了自我认识的范围。
我们中国人在认识自我方面远没有在理解、评价他人方面下功夫，但恰恰是因为自我认识的水平有限而限定了理解他人的准确性以及评价他人的正确性。
"忍"与生存
前不久，我因迁新居需置几件家具，为了保险起见，选择了一家很有信誉的老资格家具店。不料，在拖期半月之后到来的家具全然不似店里摆的模样，居然比用了十几年的家具还旧，还没用就开裂的木头更是令人气恼。然而权衡了一下利弊，考虑到与厂方联系总是千呼不着万唤不到，以及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扯皮，又不可能让满地长期堆着书籍、杂物，更何况，我意识到，购货之前的选择过程、定货之后的催货过程，到货之后为质量问题的扯皮过程等等，这全部过程中的时间、精力等精神损耗都不会在退货中予以考虑。所以，即使是原价退货，消费者仍然是利益的损失者。于是，我最后还是以"修补"而不是退货"忍"了过去。
面对生活中的困苦与不公，中国人的能"忍"善"耐"是举世闻名的，人们一论中国人就总要提及"忍"字当头这一特点并认为此乃一大弱点。实际上，"忍"是中国人在无奈中应对不良环境的一种生存技能。
有些记者、律师为了唤起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惜为几元钱大战公堂，而普通的百姓们却常常在损失了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后仍"忍"而不发，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不忍"往往比"忍"付出的代价更大。"依靠法律"是百姓们得到的忠告，可法律的不健全、人治的盛行使法律成了一堵经常靠不住的墙。
是不良的环境造成了人们的不得不"忍"，还是人们的"忍"继续恶化了环境，应当说，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问题。
在一个需要"忍"字当头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不想"忍"或不会"忍"，那么他注定要陷入到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之中。
有口难吐真言
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某大学教英语，某天他出了一道问题要求学生们回答："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大学？"待答卷收上来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学生居然都一致回答："为社会做贡献"。对此，这位外教感到不可思议，他非常奇怪地问：难道大家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中国人在回答别人问题时，类似于此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因而有外国人说中国人很虚伪。不管中国人是否能用虚伪来形容，"口是心非"和"表里不一"却是千真万确的。
问卷调查多是采取匿名方式，人们不会因说真话而遇到任何麻烦。但是中国人在答问卷时，还是下意识地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而不是真实的内心感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譬如，我在一份问卷中问到生育的目的，有不少被调查者答："生孩子是为国家尽义务"。谁都知道，我们国家一直是人口过剩，人口问题是令国家最头疼的问题，国家巴不得大家都不生孩子，因而所谓个人生孩子是为国家尽义务明显是句言不由衷的假话。人们出口不说真话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也包括一些正常的情景，如不便于说真话，于是以假话、套话、大话、空话加以搪塞。然而，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时处处存在于广大人群之中，这种行为特征就值得深究其社会根源。
在中国，表里不一的训练始于儿童期，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学会灵活应对，包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以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便于说真话的场合太多了，而造成不便的主要因素是"内外有别"。譬如，家里的某些事，同家庭以外的人就不能说，若逢人问就说些掩饰性的假话；学校里的某些事，遇到校外来参观的人就不能说；国家里的某些事，遇到外宾是不能说的；同样，自己的某些事不能对别人说，心里想的内容不能传出口。
其实，很多被掩饰的内容既不是什么机密，也不是什么短处，仅仅是不"理想"而已。譬如，来了参观的客人或外宾，教师会嘱咐孩子们穿自己最好最漂亮的衣服，还会安排比平时要丰富得多的活动，期望给来人留下最佳印象。中国的教师在有人来听自己的课时，总要事先对班里的学生进行一番安排，包括让几个表达能力强的孩子准备课堂提问，至于问什么和怎样答都事先定好了，也包括警告纪律不好的孩子不许在这一天给老师脸上抹黑等等。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好的评价，而孩子们恰恰是在诸如此类的情景训练中，逐步学会了分清内外、表里分离及适当掩饰等社会技能。
在中国，"表里不一"之所以司空见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表里一致"易于带来麻烦，正所谓"祸从口出"，这一句俗语道破了把装口"关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回答别人的提问时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其结果也许不仅是容易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且还易于给自己日后留下容易遭受他人攻击的把柄。所以，"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常常是中国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一种防护措施。
可笑的僵化
一个年轻朋友去某校考博士，没考上，于是他想要回自己交的硕士毕业论文，可是却被校方告之：不行，因为所有交上来的论文已被存档，按照学校的规章管理条例，存档的论文一律不许拿走。年轻人觉得这规定实在没道理，既然论文是用于报考，而考完了且没考上，这论文对学校已没有用途，为何不能物归原主呢？于是便问，学校要这论文有何用？有关的管理者也没想出有何用，只得开句玩笑：一旦你将来出名了，查查档案，知道你曾报过本校。听来很是滑稽。就我所知，同是这所高校，某年曾因库房爆满而不得不以超低价甩卖了大批中外图书，其中不乏珍品。想不到，如此有限的库房空间居然还要存放大量无人问津的东西。
一些规章管理制度、条例，当初制订时必然是有具体道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很多意义将会成为历史而消失。对此，人们或者是觉察不到，仅是出于惯性而继续原有的操作程序，并视其为理所当然的而不去考虑这样做是不是有道理；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明知毫无实际意义还要保持原有的形式。譬如，到了９０年代，我在填各种表格时，还经常看到有"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等填写内容，这在"文革"中是每表必有的内容，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无疑是个人身份鉴别的重要标志。可是到了今天，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真不知道填写这样的表格项目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审理表格的人也不会去注意这些内容，即表格的印制只是一种形式。人们不去考虑有用没用、合理不合理，只是延续以往的形式而已。实事求是地说，形式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处处可见的、非常普遍的现象。
类似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面对于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实际、没有实效的现状，我们总是或缺乏动力、或缺乏理性思维而不思变革。以往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不管是多么不合理，只要继续贯彻执行就会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稍微有所变动，无论变得多么有理，也要惊动上下领导，千研究、万考虑，难以定夺。对"变"的过度敏感，对稳固不变的习以为常，使任何方面的变革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中国人从国民习性来看是不大喜欢置疑的，对于已实行的规章制度一般缺乏批判意识，只要没有大的妨碍，即使是没什么道理也习惯于将其保持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保守性，是一种缺乏革新意识的思维倾向，同时也是一种天然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