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清楚“邪恶”这个形容词、这个道德罪名是不可以轻易出口的！对于动辄以正义自我标榜、号令天下而指竞争对手为邪恶势力的人，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至于“人民”这个词、“反人民”这个指控，上个世纪以来更是被用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真假难辨，使用它更要慎之又慎。

　　可是，读了《南风窗》12月上半月号对于河北曲阳县山村教师郜艳敏的报道，联想到一系列类似事件，我的愤懑与厌憎只能用“邪恶势力”一语来表达。

　　郜艳敏是个苦命的河南女子。12年前，18岁的她在石家庄火车站等车时被骗，遭人贩子劫持，3次被转手，多次被强奸，最终被卖到曲阳县僻远的穷山沟下岸村，吃安眠药、老鼠药、跳水，多次寻死未成，在恐惧中熬日子。所幸公婆对她不错，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丈夫虽无脱贫本事而人还算忠厚。这个初中毕业、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女子，7年前开始当村里教学点(两个年级)的老师，使本村组十几个孩子不必畏惧翻山越岭之难而得以上学发蒙。她连“代课”教师也不是，而是“临时教师”，每月200元的工资从一月一发，到两月一发，到2004年起的一年一发，还常遭拖欠。她在一个封闭的穷山村，没有报纸更无论网络，哪知本县教育局局长郝成学上任一年半就捞了206万元和足可装满两卡车的高档礼品？

　　去年儿童节，曲阳农民摄影家刘向阳的一次善举改变了她的命运。先是福。她带着孩子们到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她从此相信世上还是有好人，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孤独阴影开始消散，“她说觉得自己活着有了意义”。随着她和教学点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各界热心人的救助纷至沓来，她统称之为“爱心人士”，她希望他们能结对帮助该村的失学儿童。

　　然而，随着她的出名，灾祸不期而至，有一股势力要把她拉回从前的生活。郜艳敏当“临时”教师的经历，以及适龄孩子辍学暴露出当地教育资源投入的严重不足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种种漏洞，“县上的一些人很恼怒，说她给教育系统找了许多麻烦，他们宁愿让孩子们走10里山路去山外上学，也不愿让郜老师再干这个工作”。今年5月30日《燕赵都市报》报道曲阳有关方面竟决定取消该教学点，不再聘郜当老师。

　　这些人还有一点人性吗？深山孩子们的命运和前途，郜老师的处境和心愿，在他们心中轻如尘埃。与素不相识的捐赠助学者相比，说做此决定的人丧尽天良毫不为过。

　　取消教学点的消息见报，读者致电报社表示不满；舆论压力之下，曲阳教育局表示尊重现实，暂不撤点，让郜继续留任。但是，郜艳敏却从此失去行动自由，恰如12年前初被拐来夫家怕她逃跑受监视一样，如今她受到另一种监视而动弹不得。

　　今年暑假前，县、镇干部在那里站岗40多天，以阻挡来采访的记者；秋季开学，中心小学终于派来一位女老师与郜共同工作，主要任务却是注意有无来访记者，及时向镇里报告——有关方面为隐瞒真相可谓不择手段不惜成本。

　　11月21日《南风窗》记者去下岸村采访郜，虽“刻意谨慎”但还是被发现，几个自称“乡干部”后又称是县委宣传部的人把郜艳敏截了回去，然后“先兵后礼”地将记者驱赶出曲阳。此前，“凤凰卫视”记者拍摄的资料被当地有关部门强行洗掉；央视《半边天》摄制组希望带郜到北京做节目，被镇领导以开除党籍相威胁的“死命令”让村支书阻止郜出山——这些死要“面子”的家伙真是不要脸，什么歪招都使得出来！

　　《南风窗》的报道开头是郜老师的“天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们可以回答她:你什么错也没有，“有人”就是要这样对待你！——这就是邪恶，伤天害理，丧心病狂。

　　有部经典的俄国历史小说叫《邪恶势力》(蓝英年谷兴亚译)，写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事，主角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这个文盲、西伯利亚农民、盗马贼和神汉，竟成了皇宫的上宾、皇后的主心骨、上流社会的宠儿。该书所称的“邪恶势力”是具体的某几个人。本文所指的却只是一种与民众利益作对的“势力”，并非某几个特定的坏蛋(他们下班了可能还是好父亲好邻居呢)。

　　类似曲阳这种不顾人民生死休戚而掩盖事实真相的事件，在当下中国还少吗？最新一例报道是新华社12月1日电，江西乐平市涌山镇发生矿难，当地有些官员“善后”的精力不是放在抢救被困和受伤人员上，而是千方百计捂盖子，用一群不明身份的壮汉阻挠记者采访。这样的事情全国各地每天有多少起在发生？这样的官员与黑道头目有什么区别？他们所恃者何？给这些人撑腰壮胆的还不能叫“邪恶势力”吗？

　　芭蕾舞剧《天鹅湖》里邪恶势力的代表是魔鬼，他的黑袍一抖就能偷天换日。然而，恶魔没有好下场，爱和善良终于获胜。这是神话，也是人们的愿望。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